本报记者 胡芳 实习生 杨颖君

　　6月12日上午9∶30，前交银施罗德基金(微博)经理李旭利身着灰色翻领T恤，站在了上海市一中院第七法庭的被告席前。庭审现场人满为患，李旭利情绪低落，略显紧张，4次被审判长提醒“声音响亮一点”。

　　作为公募界知名基金经理，李旭利此前有着辉煌的经历，在交银施罗德基金、重阳投资等多家公司担任投资总监，2011年9月被曝光涉嫌老鼠仓，昨日李旭利涉嫌老鼠仓一案终于迎来了庭审。

　　公诉方：内幕交易有罪

　　4摞厚厚的证据材料放在公诉方的桌上，相比辩方只在桌上铺开的一层文件，公诉方显得准备更加充分。

　　在庭审现场，记者获悉，公诉方准备了3组共超过20多项的证据。公诉方提出三点公诉意见：李旭利的行为损害了广大投资者的利益；其行为也损害了基金行业的发展；其行为对市场本身造成危害，违反了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同时也损害了证券市场的秩序。

　　“内幕交易”是此次公诉方的一个关键词。

　　公诉人指出，李旭利了解公司内部未公开信息，掌握了相关的两个账户，并且两个账户都与其有关，李旭利电话委托营业部的李某的证据充分，最后获利都属于李旭利本人，利益链证据充分。

　　庭审最后，公诉人总结：李旭利的确有利用职务便利，利用未公开信息，对李某进行电话委托，应该对所有非法交易所得金额负责。

　　辩论方：李旭利无罪

　　在公诉方给出了多项证据以及材料前，李旭利方则是作了无罪辩护。

　　在上午的庭审过程中，当审判长询问李旭利对指控内容有何异议时，李旭利说：“实际上，当时因为营业部的李某希望让我能帮他完成交易量，我确实也说了，可以买点金融股，如果要买的话，买二三百万股就可以了，但是这之后他究竟买没买，买了多少股，我当时并不清楚。一直到我辞职以后，我才发现账户上有这么多股票。”

　　由于这段话与此前李旭利的一些口供笔录的内容有所出入，公诉方提醒李旭利：“希望你能珍惜法庭上的庭审机会，明确向法庭承认自己的犯罪行为，争取从宽处理。”但李旭利表示：“我听清楚了，但是我从来没有翻供的行为。”

　　正是这一段对话，被很多媒体认为是“翻供”，否认犯罪行为。在庭审结束之后，李旭利的辩护律师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律师朱有彬在接受《国际金融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李旭利并没有‘翻供’行为，媒体所报道的‘李旭利翻供’的说法，不会影响法院的裁定。”

　　判5年？我赌10万！

　　围绕着李旭利是否“利用”未公开信息而交易获利、获利金额的判定等关键问题，昨日下午公辩双方又展开了激烈的法庭辩论。

　　辩方认为，公诉方提供最有力的证据只有“口供”这一项，但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不能作为判刑的依据，而“定罪量刑事实，都要有明确证据”，才能做出量刑裁定。

　　“这个案子有两个核心环节：一是与李某的电话是什么时候打的，电话的内容是什么？二是金额问题，是全额还是二三百万股的问题。李旭利承担的责任也只在这二三百万股（的数额）之内，因为只有在这个数额内，才符合他的主观意识，超出这个数额部分就不在主观意识之内。”

　　午间休庭间隙，上海公安局经侦总队相关办案人员接受记者采访时称，“庭审人员事先已经知道，李旭利律师要为其做无罪辩护，公诉方也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公安部门掌握的证据也很确凿，面对铁证如山，如果还要抵赖可能会加重判刑。”

　　不过，这一结论并不被辩方律师所接受。 辩方律师朱有彬在庭审结束后，向《国际金融报》记者表示，对最终的审判结果持“相对乐观”的态度。当记者问及是对犯罪性质持乐观态度还是犯罪金额上有一定把握时，他表示，“都比较乐观，依法应该无罪，证据不能证明（有罪），公诉机关不能降低证明标准。”

　　“‘内幕交易罪’的司法解释不适用于本案，不存在‘情节特别严重’的说法，因此不会是被很多人误读的5年或者10年的量刑。本案中的量刑一定是5年以下。”最后，他笑着表示：“如果谁能把他判五年以上，我给他10万元。”

　　在经过长达5个半小时的辩论后，李旭利一案并未有最终的定论，结果也将延后宣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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