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己07年初买了基金，1.1元左右买的，现在大概是8毛钱。”本周二，全国人大财经委原研究室负责人、原基金法起草工作组组长王连洲(微博)来到大众证券报社与本报记者座谈。作为基金法的奠基人，王连洲也是一位亏损的基民，这个小秘密一下就拉近了记者和他的距离。他常常思考，为什么基金业这两年总是亏钱。

　　“基金法刚设立的时候，确实有些地方还考虑得不太周到。”王连洲认为，基金业的困境有整个资本市场不景气的影响，但有一些是当时制度设计上的缺陷造成的。

　　他指出，首先是基金的仓位和投资范围均受到了限制。去年中国的股市已经落到全球最差劲股市的倒数第二差，而今年的沪指从年初的3300点又下跌了将近1000点。在这中间，制度决定了基金必须持有60%的仓位。而市场的其他参与者如保资、信托等则不需要受这些限制，这逼着基金必须承担损失。他希望，管理层能够去拓宽基金投资的范围，让基金公司转型为资产管理公司。“如果钱仅仅投在二级市场上，无论如何都是难以持续的。”

　　其次，他指出制现行的制度谈不上对投资者利益的保护。基金公司拿别人的钱干别人的事情，积极性当然不高。

　　“跟国外的基金法律比，我们的法律里面少了一个发起人的概念。国外是有一个发起人，再由基金发起人去聘请基金管理团队来管理基金，这样有一个制衡。我们这里，基金管理人和基金发起人都是基金公司。我们的制度里，基金持有人大会可以保护基金持有者的利益，但事实是，这个会根本开不起来。基金持有人大会必须要基金管理人、托管人的支持才能召开，否则就不能召开，这让基金持有人的权益难以实现。”

　　第三，他认为基民付出的各种费用太多。

　　“在基金、券商、银行之间的金融产业链中，让基金向银行让出了一半左右的管理费收入，银行依靠渠道资源坐收分成，致使基金公司盈亏平衡的规模日益提高。与此同时，基金通过券商的交易行为买卖证券，所支付的交易佣金高达千分之一左右，加上我们的基金新手们来回的频繁交易，使基金佣金达到百分之一左右。这对券商来说是吃大不吃小，本来基金是交易收费的大客户，应该享受批发价格的优惠，但执行的是零售价格大于批发价格，在这种情况下，基金又怎么能赚到钱呢？还有托管费、中间服务费、信息披露费等等，据有人统计，基民的成本起码大于6%，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基金又怎么能赚到钱呢？为什么大家现在的情绪比较大，对基金的信赖程度降低，这不完全是基金公司、基金行业的问题，而是整个制度设计、是证券市场的问题。”

　　除了制度问题，王连洲还对一些基金从业者的工作态度提出了批评。“2007年的时候，有的基金管理公司总说我给投资者赚了多少钱，认为还没有提取相应的报酬，还觉得委屈。当然，他这种埋怨也可能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没有想到那是整个市场好，人家不买你的基金，买股票也挣钱。”

　　在和本报记者的交流中，王连洲对本报一直努力进行的投资者维权行动非常认可。他希望，媒体能在保护投资者利益上更多的鼓与呼，与市场各方共同推动证券市场的制度进步。“很多问题的确一时难以解决，我们只能不断地呼吁，不断地呼吁，去争取得到进步。”

　　记者 陶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