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元

　　此消彼长。

　　这边，虽然三季报尚未披露完毕，但是从多家基金公司了解到，公募基金三季度规模、份额继续双双下降，下降规模甚至超过二季度(天相初步估计，基金公司管理规模从二季度的2.32万亿元降至2.14万亿元，份额尚未有具体数字)。此前，这一趋势一直存在，公募基金从2008年年末的2.574万亿份下降到今年二季度末的2.455万亿份，下降了1190亿份，规模则从2007年四季度的3.27万亿元，下降至二季度末的2.32万亿元。

　　而另一边，阳光私募却仍然在高速发展，据私募排排网统计，截至2011年9月30日，今年来共发行549只证券类投资信托产品，其中包括321只非结构化产品、212只结构化产品和16只TOT产品，预计新增规模达到了670亿元。即便剔除私募中的赎回量，在三季度结束后，阳光私募总规模很可能已经接近2000亿元。一年前的三季度末，阳光私募规模才刚刚迈进了1000亿元大关。

　　公募基金损失的不只是规模和份额，还有人才。天相投顾统计，今年前三季度共有184只基金的基金经理发生变更，涉及基金经理共134人，其中有67人从基金经理岗位离职后离开原供职的基金公司。此外，今年基金业高管变动较之往年更为剧烈，刚刚过去的9月，就有多达13次基金高管变动，涉及公司8家。

　　基金公司人员的变动一部分是行业之间的互挖墙脚，而另一部分则转投其他行业，私募是公募基金投奔最为集中的一个目的地。

　　很少人将公募基金规模和份额的下降及私募规模的增加同行业中持续已久的“公转私”相联系。但据调查，很多“公转私”的公募界人士，也将公募基金的老客户带到自己成立的私募基金中。

　　人走份额降

　　基金经理、基金公司高管的“公转私”对基金的影响有多大？在过去，投资者往往对人员变动给基金业绩带来的变化表示关心，常常被忽视的是基金或者基金公司自身规模的变化。数据显示，基金经理或者基金高管的离去，往往会对相关基金或者基金公司的份额釜底抽薪。

　　2003年，阳光私募诞生，其投资顾问最早来自券商和民间。直到2006年-2007年，随着基金的崛起，基金经理身上的光环瞬间放大。有越来越多的公募基金经理完成了“公转私”。

　　2007年为例，3月，融通基金张英飚离职后创办了景泰利丰；同是3月，南方基金(微博)谢爱龙离职，随后创设了君丰投资；5月，田荣华离开长盛基金(微博)创办武当投资；林少立卸任泰信基金投资总监成立三羊投资；信诚基金(微博)的投资总监孙志洪创办了上元投资；工银瑞信投资总监江晖设立了星石投资； 6月，富国基金(微博)徐大成离职，不久后出现在博颐投资总经理的位置上。

　　7-9月，易方达的梁文涛、嘉实基金(微博)的王贵文、赵军、上投摩根的吕俊、华夏基金(微博)石波、景顺长城李学文、光大保德信的王帅也先后离开，并创设了自己的私募公司。

　　整个2007年，都是基金份额大规模提高的时候。2007年一季度，基金份额增加了976亿份、二季度增加了2199亿份、三季度增加了5217亿份，即便是四季度也增加了1711亿份。

　　但是上述公转私的基金经理管理的基金在当季或者次季有许多出现了份额的下降。比如南方基金谢爱龙管理的南方稳健成长2号在谢爱龙离开的2007年一季度份额下降了15.54亿份。谢爱龙担任该基金的基金经理期间(2006年7月25日至2007年3月30日)，基金净值增长了82.59%，而同类公募产品的净值同期只增长了62.7%。值得注意的是，南方基金当时的基金经理除了谢爱龙，还有王宏远、张雪松。在谢之后，南方基金王宏远和其他基金经理继续管理该基金，该基金收益率保持在行业平均水平，待到王宏远卸任这只产品的基金经理后，该基金收益率才明显落后于同类产品。

　　江晖管理的工银瑞信核心价值在江晖离开的二季度规模下降了2.6亿份，三季度规模又下降了2.6亿份。事实上，江晖在管理工银瑞信核心价值期间，其业绩表现也并不突出。在2005年8月31日至2007年5月25日期间，工银瑞信核心价值净值增长了254.71%，而同类基金同期净值增长259.44%，超过江晖管理的这只。在江晖走后，工银瑞信派出三将：詹粤萍、张翎、王筱苓共同管理工银瑞信核心价值基金，并且取得了跟同类产品相似的收益。

　　易方达平稳增长基金在梁文涛离职的那个季度份额下降了9.49亿份，他担任该基金经理期间，业绩为109.62%，同期同类产品业绩为139.01%、王贵文管理的嘉实主题精选在2007年三季度份额下降1.8亿份，接任者邹唯随后也跑赢了同类基金；吕俊管理的上投摩根中国优势在2007年三季度份额下降5.33亿份，虽然吕俊在担任中国优势基金经理的时候表现非常出色，但他的继任者孙延群表现一样出色。

　　在2007年基金份额大跃进的时候，基金经理“公转私”都能引起公募基金份额的下降，在随后几年，这种情况更是普遍。

　　如2008年招商基金(微博)程国发一季度末离职，创办了私募投资公司普邦投资，而程国发此前效力的招商核心价值在一季度份额下降了7.37亿份。

　　程国发之后，中银持续增长的基金经理伍军于2008年2季度离职，当季，中银持续增长份额下降了6.68亿份。而中银基金旗下其他基金份额在当季度份额总共只下降了2亿份。

　　综上案例，值得注意的是，基金经理在“公转私”之后其产品业绩也并不是说下滑过快而造成投资者的赎回。

　　除了基金经理离职对基金份额带去影响外，基金主要高管如果转私募，对基金公司的份额的伤害可能会更大。

　　比较突出的例子就是交银施罗德原总经理莫泰山的“公转私”。2010年9月28日，交银施罗德正式公告莫泰山离职。在当年三、四季度，交银施罗德成为全部基金公司中份额下降最大的基金公司，份额损失了102.69亿份。

　　而当年，交银施罗德的投资总监李旭利，基金经理郑拓也先后离开，给交银施罗德影响很大。2009年末，交银施罗德总份额785.23亿份，规模858.57亿元；而截至2010年末，其份额降至507亿份，规模降至492.19亿元，规模排名从第九名降至十七名。

　　时至今日，交银施罗德尚未能重现当日辉煌。

　　引公入私的原因

　　当然有人会说，投资者赎回基金可能是担心基金经理离职后担心业绩不稳定，并非基金经理挖走老客户。

　　有上海某基金公司市场部总监表示，大部分的客户赎回是因为上述原因。但他观察客户赎回情况时发现，的确有一些忠实的客户在该公司某位明星基金经理离职后，跟随而去。

　　事实上，公募基金从业人员“公转私”有着带走客户的“冲动”，并且这种冲动是不断加深的。

　　在2003年之前离开的公募基金经理最后加盟的私募公司并非自己创设，而是寄人篱下。比如2002年离开博时基金加盟涌金的刘红海。涌金早在上世纪90年代就在资本市场崭露头角，由魏东等人创设。 这些公转私的基金经理没有带老客户的要求。

　　2003年之后，阳光私募这一形式逐步得到认可。然而，在2007年，阳光私募整体上并没有跑赢公募基金，这时基金经理“公转私”就有了带走老客户的冲动。

　　2009年7月，信托暂停开设证券投资账户，于是，创办阳光私募的成本骤然增高。信托公司要求阳光私募产品的发行规模也增多。

　　“客户是最关键的，甚至比业绩还要关键。没有客户，别玩私募。”上海一家私募基金投资公司的董事长赵先生表示。

　　一个私募界新人，一家新公司在创设水锦首只阳光私募产品时，多是自己带来的客户进行募集。“信托不会帮你卖，银行要价很高，也难帮你太多忙。”赵先生称。

　　而对于基金经理而言，情况会稍好，银行会依据这位基金经理过往的投资经验和行业知名度谈出稍微优厚的销售条件。

　　但是“再怎么谈，银行开出的条件也不会低于公募基金的销售价格。”广东斯达克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黎仕禹说。

　　公募基金新产品发行一般会有尾随佣金，从0.3%-0.7%不等，然而银行会对私募产品索要1%的代销费。

　　除此之外，银行还会要求业绩提成，提成比例会达到收益部分的10%左右，而信托合同规定，投资顾问也不过是提取收益部分的20%，也就是如果通过银行代销私募产品，所得的一半将奉献给银行。

　　2009年之后，信托公司方面对阳光私募产品的首发规模也有限制，因为要保证150万元的管理费收入(不同公司要求不同)，按照管理费1.5%来计，信托公司通常要求阳光私募发行规模不能低于1亿元。

　　因此，即便是基金经理，也尽可能自带客户，一方面是为了节省成本；另一方面也为了产品顺利发行。

　　“没有客户保证，基金经理也不愿贸然转做私募。”有私募投资公司人士表示。

　　另一个现象也可以说明公募基金界的人“公转私”是对老客户窥觊的。比如吕俊在离开上投摩根时，挖走了该公司一些销售人员。交银施罗德的原销售总监沈斌，也去了莫泰山和李旭利投奔的重阳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