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财周报记者 熊婷婷/文

　　在“国际金融中心”这个浮华的名号下，有着上海基金业无边的苦涩。申万菱信、国联安、中海、国富总经理尚未落定，随着熊科金的离去，上海基金圈又多了一把空置的总经理交椅。

　　熊科金离开银河基金，总经理空缺又增一席

　　7月21日，银河基金公告宣布原总经理熊科金由于个人原因，已经于7月18日离职，总经理一职现由副总尤象都担任。

　　此次熊科金离职，距离其2010年5月上任总经理，仅一年零两个月。这 是继去年王忠波出走国联安、陈欣离职，以及今年2月28日原董事长李锡奎离职之外的又一次备受瞩目的人员变动。

　　在原董事长李锡奎离职，徐旭接任的当天，银河基金还一举提拔了两位副总，其中一位便为如今代任总经理尤象都，彼时作为副总尤象都负责分管后台，另外一位副总为陈勇，分管市场。而这两位副总，都是来自银河金融控股，来到银河基金的时间皆为2010年7月。

　　加之熊科金出走之前的银河人事变动，有业界人士将熊科金之去的原因解读为公司内部派系斗争，但银河基金方面否认了这个说法，同时，亦强调虽然人事多有变动，但股权结构稳定，而对于投资者最为关心的投研团队，尤其是作为投研三驾马车的股票投资部总监、固定收益部总监和研究部总监，均有10年以上从业经验，并且均为公司成立初期加入的“老人”。

　　至于接下来的去处，目前业内较为一致的消息是， 熊科金将去长城挂帅总经理。是什么，让熊科金放弃为之奋斗了9年的银河基金，离开上海，远赴深圳？

　　据消息人士透露，最主要原因还是平台和待遇。长城规模远胜银河自不比说，上述人士还透露，熊科金在银河年薪仅为200万元左右，而长城基金，开出了400万左右的价码，颇具诱惑力。

　　分析人士则指出，薪酬的差异，除了和规模有关，和银河基金背景也不无关系。“银河基金是一家国企味很浓的公司，在整个股东体系下又属于很下层，国企在在薪酬体系方面可能控制得比较死，比如不能超过上级公司领导的薪酬等等，给银河基金的市场化空间就比较小。”

　　另外，总部在上海，大股东却在北京，也给银河基金以熊科金为首的管理层带来了和股东方沟通的障碍。

　　于是，在申万菱信、国联安、中海基金、国海富兰克林等上海基金公司总经理仍然空缺，华泰柏瑞总经理陈国杰也频传离职的时候，上海基金公司总经理的缺位，愈演愈烈。

　　猎头打遍业内副总电话 合适人选难觅

　　如今，毛剑鸣离任后，申万菱信总经理由董事长姜国芳代任，正式总经理仍然对外招聘中，人选尚未最后确定。

　　许小松离开后，国联安总经理由副总李柯代任中，总经理仍然处于对外招聘状态。

　　中海总经理则由副总宋宇代任，新任人选未确定。

　　国海富兰克林仍由分管市场副总李雄厚代任中，由于其代任后连续提拔了两个总助，业界猜测其最终担正可能性较大。

　　银河基金新任总经理人选，据业内人士分析，仍然是股东委派的可能性比较大。

　　总经理招聘，已经成为上述基金公司的一个共同难题。而上述基金公司共同的特点是规模皆在300亿以下，且大多不超过200亿元。这是一个不上不下，不尴不尬的规模位置，不能坐以待毙，但突出重围又很难。其中合资基金公司占到三家，同样挑战总经理的水平。

　　据悉，已有沪上多家基金公司副总接到猎头电话。略为夸张的说法是，猎头几乎打遍了上海基金公司副总的电话，但目前进程缓慢。

　　“目前还是很多人应聘的，但是这是一个双向选择的过程，愿意去的人可能人家看不上，而人家看上的，可能自己不愿意去。”一位业内高管透露。

　　大中型基金公司的市场部副总，成为猎头的心头好。

　　譬如交银施罗德副总谢卫，亦是热门人选，其综合能力在业界颇受认同，而交银施罗德战龙把汇添富的副总林军挖过去做总经理助理，分管部门和谢卫完全重合，业界盛传谢卫会离开交银施罗德而去其他公司做总经理。

　　“这只是业界按照惯常逻辑进行的猜测，但是谢卫不会走的。”一位知情人士告诉记者，“毕竟交银施罗德这么大，去其他公司做总经理，性价比也未必高。”据悉，同样拒绝了邀约的还有富国基金副总孟朝霞。

　　管制多、压力大、待遇低

　　“上海基金公司的薪酬水平，比北京深圳的公司都要低很多。如今上海这几家公司总经理人选迟迟没能落定，和薪酬吸引力不大也有很大关系。”一位沪上高管告诉记者。

　　熊科金弃银河而去长城从此年薪翻倍，便折射了上海基金业整体薪酬偏低的现状。

　　另一位业内人士亦表示，基金公司之间待遇差别很大，而上海的水平的确是最低的。这和是上海公司数量多，整体规模又不高有关。客观条件来讲，虽然上海是金融中心，但是历来浙江和江苏两大经济发达的省份，由于民间经济活跃，都是卖不动基金的，经历了2007年的大牛市，基金产品才在这两个省开始得到投资者的认可。

　　“在上海做基金公司太难了。”上述沪上高管向记者感叹。在他看来，上海基金公司市场化程度在北上广深四地是最低的。

　　“其一，上海金融工委比较特别，服务意识不够，但是管得很严苛，完全是国有体系管理方式，这是主要原因。其二，很多公司治理结构有问题。虽然证监会是规定基金公司应该是总经理责任制，但是其实上海很多基金公司是董事长说了算，普遍遭遇股东干涉过多的情况。特别是国有股东，控制意识很强。第三个是上海合资公司多，股东意见很难协调。外聘来的总经理，很难协调平衡好各方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