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财经讯 由证券时报社主办的2011年度中国基金业明星奖颁奖典礼暨明星基金论坛于2011年3月31日在北京隆重召开。以下为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微博 专栏)演讲实录。

　　大家下午好，刚才有幸听了一段陶冬先生的演讲，发现我们两个人有很多重合的部分。但是他讲的更多的是直截了当的对我们的投资会有什么样的影响，我想讲的一个是稍微再远一点，稍微再超脱一点。也许看上去没有那么直接的帮助，但是也许可以帮助看的更长远一些。 

　　因为我们讲到经济增长的时候，至少也是中期的，20年、30年、50年这样的时期。那么我虽然不预测到那个时候，但是我讲的东西可能和未来更长的时间有关系。总体上来说，我也是看中国人口的变化对我们经济增长有什么样的影响。 

　　就像刚才陶冬先生讲到的，说现在中国到达了“刘易斯转折点”，但是到底到达了没有？其实有非常多的争论。因为很多人把不满的情绪，说中国根本不可能到达“刘易斯转折点”，不可能有劳动力短缺，都撒气到我一个人头上。所以我现在采取另外一个策略，我是说我们不一定同意刘易斯转折点到来还是没有到来？但是人口变化有一个特点，就是它和你预测经济问题，预测市场全都不一样。人口预测是不会失败的，因此人口的生命模式不可能在一天两天，一年两年，甚至不可能在三年、五年里面有任何变化。那么在这种不会剧烈变化的情况下，人口结构的变化，人口总量会是一个相当稳定、相当可靠的预测值。现在国际上有一些组织，他在预测经济增长的时候只有一个变量，就是人口变量。

　　尽管你可以叫它“刘易斯转折点”，也可以不叫它“刘易斯转折点”，不管怎么说我们一定要发生一些东西，这些东西对于我们未来的增长潜力是有含义的。如果有含义的话，你不管同意不同意转折点，我们可以共同的研究一些结论，共同的去探讨一些问题。

　　我们说人口变化并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们说人口老龄化在加剧，还是没有西方国家、没有日本老。但是中国最大的特点是未富先老，这个在中国之前从来没有见过的。我们看看支持中国的生育率，我们讲生育率的时候也叫组合生育率。简单的说一个妇女或者是一对夫妻终身生育的孩子数，这张图是分成乡和全国总的生育率的变化。

　　我们可以看到这么几个特点。

　　中国生育率最大幅度的下降是发生在70年代，就是70年到80年之间，我们开始是6个、7个孩子，降到了3个孩子，甚至比3个孩子还低。在这个之后还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我们知道计划生育政策，独生子女政策是1980年正式开始实施，真正中国生育率大幅度的下降是实行独生子女政策之前发生的。也就是说人口变化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不是一项政策所决定的，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综合因素。

　　城市和农村在人口转变上，在人口生育率的下降中是有差异。尤其是农村下降的慢一些，城市快一些，它就导致了一个结果，也就是说由于生育率下降导致的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农村的变化会慢一些，这也就是说为什么我们过去看到的是大规模的农村劳动力流动出来，进入城市满足城市的劳动力需求，这是我们生育率变化的情况。

　　我们现在生育率状况是什么呢？我们很长时间，大家觉得中国还是生育率比较高的国家，其实绝对不是。不是一般的不高，而是相当不一般的低。我们看，我们的总合生育率，中国目前的总的生育率1.4，平均一对夫妻生育1.4个孩子。我们也知道生育率有一个替代水平，也就是说孩子生出来，要能够把他的父母替代掉，才能长期看人口是不绝对减少的。这个加上一点磨损系数是2.1，我们看1.4已经大大的低于了2.1这个替代水平。我们和世界平均水平比2.6，我们低的多。和欠发达国家比2.5低的多，而且比发达国家1.6，我们也低了不少。也就是说，我们已经是全世界生育率最低的国家之一了，这是最近的研究成果。 

　　我这个数据来自联合国一个最新的报告，但是这个并不是外国人的结论，而是你如何按照国家统计局每年提供的人口、年龄数，你估算的话，你也会发现我们的生育率就是1.4，这个是没有错的。这样我们看到中国人口机会窗口关闭的比其他国家要早，我们怎么定义人口红利呢？也就是说，我们把依赖性人口，就是15岁以下的人和65岁以上的人放在分子上，分母是劳动年龄口16到64岁，做出一个人口抚养比。我们可以想象人口抚养比越低，我们劳动力供给越充分，我们人口负担越轻，越容易实现高的储蓄率，因此它对经济增长提供了一个额外的帮助，我们把这个额外的经济增长确定为人口红利。

　　人口抚养比每下降1%，人均GDP增长率提高0.115%，它的含义是说在改革开放时期，由于人口抚养比下降，我们人均GDP增长速度提高了27%，也就是说我们的经济增长、福利改善之中有27%的贡献来自于人口红利，这是我们中国的变化。我们现在还在下降，但是几年之内就上升了。我们还看日本，日本人口抚养比下降到最低的时候是1970年，随后20年里面保持低位，一直到1995年才开始上升。也就是说它人口抚养比降到低点以后，维持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我们和韩国、泰国比。中国、韩国、泰国的人口红利的关闭窗口的机会是一样的。我们知道中国比韩国的人均GDP低很多，它现在2万多，我们只有4000。我们比泰国的人均GDP也低一些，我们在人家比较低的发展阶段上，迎来了比较早的人口红利的消失。这个是同样类型的人口，不同的发展阶段的对比。 

　　我们再来印度、越南比，我们在2015年之前降到了最低点，随后红利就消失了，印度在我们之后，就会继续的下降他的人口抚养比，还有额外的很多的时间。也就意味着说，当我们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中不再具有比较优势，印度会有相当长的时间追赶上来。这也是为什么国际上有很多预测对印度的经济发展前景比较看好的重要原因。 

　　这几张图合起来表明什么呢？就是无论和历史比，还是跟其他的国家比，我们都显示出在比较低的人均水平下，过早的完成了人口红利的开发和人口机会窗口的关闭。也就是说可以把它概括为未富先老，我们不怕老，我们也不怕没富，我们怕的是在没有富裕的情况下人口结构已经发生了变化。 

　　作为人口结构变化的结果，那么也就是说人口结构，我们看到的是劳动年龄人口，因此它是劳动力的供给。那么劳动力供给的另外一面是劳动力的需求，因此需求和供给结合起来，就是劳动力的供求关系，这个关系也决定了我们工资的变化趋势。 

　　我们来看一看中国人口最主要的特征。第一，我们看中国总人口。我们传统观念上未来中国人口达到16亿，其实这些观点全都陈旧了，我告诉大家一个相对比那么陈旧的观念，但是其实仍然是陈旧的。那么我们的总人口在2030年之前，大家看大概是在2026年、2025年的情况下就达到了峰值，最高点只是14亿多一点，并不会多，绝对不会到15亿。那么在那之后总人口是减少的，这个是第一个特点。 

　　第二，再看劳动年龄人口。我们把劳动年龄人口分城乡，蓝色的是城市的劳动年龄人口每年的新增量，下面红色的是农村劳动年龄人口每年新增量。这个新增量包括了自然增长和机械变化，也就是说流动都算上。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年来，我们农村的劳动年龄人口已经是负增长了。因为他新增的相当一部分人都进入到了城市里面去。因此他维持了城市的一个正的劳动力供给。但是到2013年、2014年，大家看白色的部分，农村减少的数和城市新增的数是相等，加起来是零。也就意味着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16到64岁的年龄人口，我们也知道这部分范围也是挺大的。我们60岁退休，因此60到64岁去掉，我们还要上高中、大学，20岁之前的人还可以去掉。其实我们早都遇到了这样劳动力供给的约束，不管怎么说，2015年之后，我们劳动力供给，这和陶冬先生的预测是一样的，我们劳动力供给就是负的，新增量就是负的，绝对意义是在减少。 

　　因此，我们也来看一看劳动力供给和需求的比较。其实我们找不到劳动力需求的数据，我们暂且看两个数，把它加起来作为劳动力需求的变量。一个是下面蓝色的图，是农民工转移出来离开乡镇6个月以上，而且是真正进入到城市，而不是进入到其他的农村。那么这部分人是作为劳动力需求的一个部分，也是城镇就业的一部分。大家看2009年是1.39亿，不是像外国人说的1.45亿，因为我们把它在农村内部转移的一部分提出了。

　　上面红色的图是城镇居民的就业总量，2009年达到了2.72亿，把其中统计中包括的农民工也剔除掉，让它都是纯的。这两部分加起来作为劳动力需求的代理指标，我们也知道在这个之外还有农业对劳动力还有需求，我们估算的大概1.8亿到1.9亿，还有农村非农产业对劳动力的需求，大致是1亿。还有农民工外出打工不到6个月的人，去年我们听到的统计有1.53亿农民工的时候，它都是指跨乡镇6个月以上，还有不到6个月的。这些都加起来再和劳动年龄人口来比，我们可以想像得到，除此之外劳动年龄人口还有很多退休的，不愿意就业的，还有很多是读书的，这样看起来劳动力需求是持续增长，而劳动力供给是趋于平坦的。那么这两个因素比较起来，就是说我们不再能够接受这样的一个陈述，就是说我们的劳动力仍然供大于求，应该不是这样的。这是一个总量的特征。

　　那么劳动力供求关系紧张了，发生了新的变化以后，很自然它的结果就是工资的上涨。我展示了三类：第一类是使用非熟练工人比较多的正规部门，也就是建造业和制造业，大部分通常不包括农民工的工资，我们可以看到黄色的、蓝色的，这个是迅速上涨的。我也专门挑出来了农民工的工资，这个是绿色的，我们可以看到它在2003年以后也是迅速的上涨。 

　　为了表明说，这些因素都是因为农业中不再有那么多剩余劳动力而导致的工资上涨，而不是因为其他理由，有很多人编出很多理由来解释工资上涨，我想这个不会的。我们在务农中有一部分人雇佣工人，就是说我打工，你给我工资。这部分粉色的线是可以看出，他的工资上涨速度比其他的部门甚至更快。说明工资上涨是劳动力供求关系变化的结果。

　　那么作为一个结果，我们也可以看到失业率在迅速下降，下面这条线是我们的调查失业率，还没有公布，这个是在逐渐下降。而且它越来越接近于自然失业率，下面这两个是我们做不同的估计的自然失业率。刚才，陶冬讲到了我们未来会有通货膨胀压力，这是真的。因为我们知道讲“菲利普斯曲线”关系的时候，就是失去率变化和你物价的变化是呈现一个反向的、互相更替的关系。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如果你的真实失业率越来越趋近于自然失业率的情况下，就业是比较充分的，相应的通货膨胀是提高的。 

　　我就再引进一个新的概念“中等收入陷阱”。“中等收入陷阱”，大家目前听到的都是“中等收入陷阱”的表现和结果，什么拉美，什么收入分配不公，什么社会动荡等等。其实“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表现至今大家都没有揭示。我们先来看一个世界银行一个经济学家做的一个估计，他推算了1978年到1994年中国GDP潜在增长率是9.9%，1995年到2009年是9.6%，2010年到2015年8.4%，2016年到2020年是7%，这个是下降的。

　　我们可以看到最上面，这个浅蓝色是就业增长的贡献。在1978年到1994年的时候是起最重要的作用，到后期贡献就减少了。随着我们劳动力供给越来越短缺，到“十二五”时期已经微不足道，到“十三五”已经变成负的，这个和“刘易斯转折点”是相关的。

　　第二个贡献是资本劳动比，这个意味着你的资本密集度在提高。我们看在过去的这几年，我们的资本劳动比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最大的，这和我们的直观是一致的。我们知道这些年我们是靠投资驱动的经济增长，而且投资主要是政府主导。政府主导都是大项目、国有企业的项目、高资本密集度的项目，这是它维持着我们经济增长速度。那么未来它还要起这个作用，才能维持较高的潜在增长率，如果没有了这个东西，那你必须得从别处来。 

　　从什么来呢？大家看最下面这个深蓝色的这个面积是全要素生产率，就是我们的效率，资源配置效率、技术效率等等，这部分效率是说，我们目前的趋势看，它的贡献率是在下降的。但是按照“新古典增长理论”告诉我们说，在你到达“刘易斯转折点”以后，你的劳动力开始短缺了以后，你资本继续投入，会遇到报酬递减现象。这个时候，如果没有全要素生产率的显著提高，以及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贡献的显著提高，你的经济增长就不可维持。 

　　过去历史有很多的教训，像日本在1990年以后，他的人口红利消失了。随后他的全要素生产率表现的并不好，因为政府要去保护企业，保护产业，最后造成大量的“僵尸”企业，那么该倒闭的企业不倒闭，该消亡的企业不消亡，最后没有效率，全要素生产率没有足够的贡献，经济生产陷入了长期的停滞。第一个十年，第二个十年，有人预计还会有一个十年。 

　　那么这个东西和我们的人口变化有什么关系呢？和我们的“未富先老”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先看看全球化中经济增长表现有什么分布？右边这张图是在全球化之前，国家大部分都比较封闭的情况下，全世界不同经济体的表现分布，也就是说横坐标是指国家按照人居GDP来排列，纵坐标是你的经济表现、经济增长速度。我们看一个倒“U”字型的分布，就是最穷的国家和最富的国家的分布。最穷的国家从全球化获益多，最富的国家也获益多，而处在中间的国家获益较少。这个图不那么明显，但是他们有更实在的计量研究表明了这个趋势。 

　　我们把它延伸出来，我们看看，尽管每个国家都有它的比较优势，都可以在国际贸易中获得利益。但是我们可以想像，对于最穷的国家来说，它有很明显的比较优势，就是我可以生产出最便宜的产品，劳动密集型的。对于最富裕的国家来说，我技术创新都在前沿，我可以引领着产品和市场的最前端，因此我可以在国际贸易中获得最大的利益。处在中间的也有比较优势，但是在问题上，哪个产品上的比较优势，哪个要素上的比较优势都不那么明显。 

　　因此“未富先老”意味着我们劳动力供给不充足的，“先老”是我们的劳动密集型的比较优势开始丧失。“未富”是我们还没有处在技术创新前沿上面，我还不能够在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当中取得足够的、比较的优势，因此我们处在尴尬的局面当中，“未富先老”也是中等收入陷阱潜在的条件。现在我们唯一的出路是依靠全要素生产率不断的提高。 

　　那么转方式的途径和难点，我点那么几点。第一个是说，大家看这个东中西三个地区的工资差距，三类地区还是有一些工资差距。东部地区工资更过一些，中西部地区低一些。尽管趋势是趋同的，但是也会有很多人说，你看这个趋势他们也差不了多少。的确，国家统计局也说他们差不了，去年也就是差五、六十块钱。那么在沿海地区这个工资是不稳定的，你吸引不了工人。但是，同样的工资在中西部地区工人就会来。 

　　我这个显示是说，现在劳动的争议，大家对工资的不满70%都集中在沿海地区，而且工资争议率在沿海地区也更高一些。因此说，我们仍然有条件具备一个国内版本的雁阵模型，也就是把劳动密集型的产业转移到中西部地区，而不是转向我们的邻国。

　　危险是说，目前我们政府主导的投资更多的是投向了资本密集型产业。中西部资本密集度反而上升到上一级去了，还有我们要提高劳动者的素质，我们和美国、日本的教育水平差距很大，年龄越大，教育素质差距越大。现在我们出现了一个新的问题，也就是工资趋同。我们过去都看到了农民工和大学生的工资趋同。其实在农民工内部也出现了工资趋同，农民工当中受教育程度越高的人，他的工资增长程度越慢，受教育程度越低的人，工资增长程度更快。农民工教育的相对回报率是下降的，也就意味着一个信号就是读书无用，这个是危险的信号。

　　这一点我们讲一下，我们最近看到一个竞争力指数的排名，中国已经排在了27位，但是我们再看它具体的项目，在技术、金融、教育、培训等领域，我们排位还是相当靠后的，也就意味着我们跟发达国家相比仍然有一个巨大的技术差距。这个技术差距是客观存在的，而且我们要利用技术实现后发优势，而不是所有的领域都要反超。 

　　现在我们要推进城市化，扩大内需，这个是我们未来重要的转方式的领域，为什么说呢？因为内需和我们现行的产业结构比较接近。内需有哪些途径呢？我们分了这么几组，我们可以看到贫困户、脱贫户、农户、农民工、城市居民、富裕户，我们脱贫可以提高消费，这个纵轴表示消费。农户劳动力转移了，可以提高消费。而农民工已经在城市，但是把他的身份解决，把他变成户籍的城市居民，他的消费显著的可以提高1倍以上。当然了，致富也可以提高消费。因此，我们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以农民工的市民化为主要目的措施，也是我们提高收入的主要途径，也是我们避免收入陷阱的一个重要途径。后面的我就不讲了，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