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法是专门为你们立的。”

　　2003年10月，《证券投资基金法》在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后，金融界同行如此羡慕地对基金业说道。

　　确实，很少有哪个行业有这样的“殊荣”——拥有一部属于自己的法律，更何况是当年尚处于“襁褓”中的基金业。

　　《基金法》的出台，以法律形式确立了基金业在证券市场中的地位和作用，有利于机构投资者的壮大和发展，对我国基金业乃至证券市场的进一步发展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

　　此后，基金的法律地位被提高，优势被确立，并得以在2006～2007年中快速高效的发展。　

　　张瑜华  报道

　　2004年刘建平离开北京时，整理《基金法》立法过程中产生的“花脸稿”——A3纸修改稿，竟然装了整整一箱子。

　　“汇集了太多人的想法和智慧，不同的构架、不同的看法，前后大改就有十几稿。”中欧基金总经理刘建平曾参与《证券法》的立法，又全程参与了《基金法》的立法，亲笔撰写了其中的条款。

　　伴随着法律文稿日渐清晰，可以说，他熟悉着这部法的每一个环节，每一条表述。那些文字背后的故事，以及当年立法过程中的艰难历程，现在回想起来都宛若眼前。

　　从无到有的艰难探索

　　1998年3月，中国第一批基金管理公司正式成立；1999年年初，《基金法》就列入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计划；是年3月，立法领导小组、顾问组和工作组即宣告成立。当时在证监会基金部工作的刘建平，作为工作组成员，参与起草《基金法》。

　　“由于基金活动有许多特殊规则，不同于股票、债券，再加上《证券法》颁布前夕，证券投资基金刚开始试点，缺乏实践经验，所以当初基金并没有一并纳入《证券法》监管。”

　　刘建平回忆道，当时对于基金业而言，1997年通过的《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是一部比较全面的监管规则，对基金行业的初期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但理论界人士、主管风险投资基金的国家科技部和主管产业投资基金的国家计委，对于《基金法》的立法很积极，希望起草一部《投资基金法》，以此推动各类投资基金的发展。”

　　并且，最初的想法，是将证券投资基金、风险投资基金和产业投资基金统一在一部法中，争议颇多。但也因此在立法前期，各方人士可谓是“吵得一塌糊涂”。

　　正式进入起草阶段则是 1999年11月，深圳的《基金法》国际研讨会上，对产业基金法如何规范、合伙制基金和私募基金是否有必要规范等问题，成为讨论的焦点，而且各方分歧极大。

　　根据深圳会议的讨论初稿， 2000年1月基金法草案首次公开征求意见。

　　“当时的初稿只是简单的拼凑，没有经过整合梳理。”刘建平说道。三类基金的主管部门本身就没有形成统一意见，将三类基金单独成篇但放在一起，却造成了整个法的体系紊乱、逻辑不清，尤其难写的是立法宗旨。

　　当时该草案在小范围内征求意见，各方反应之激烈可以想见。

　　2000年6月，宁波。全国人大财经委召集立法的三个小组开会，要解决三类基金统一的问题。但相对于稚嫩的证券投资基金，风险投资基金和产业投资基金的市场化运作经验更稀缺，甚至其主管部门都对此感觉不成熟。

　　此时，顾问组的梁定邦，提出了一个让各方眼前一亮的建议：不要按用途区分三类基金，而按资金来源，分为公募和私募基金，后者即为向特定对象募集的基金。并在2000年9月，基金法草稿第三稿中，将“向特定对象募集资金的基金”单列一章。

　　而接下来的几年时间里，基金法一直处于围绕不同问题的争议讨论阶段。比如产业投资基金能否公募？如何监管？证券市场的私募基金如何规范？向特定对象募集资金的基金如何立法？

　　当时尽管工作组做了大量的协调努力，但是欲融合各方意见，依旧使起草工作的摸索阶段充满了磕绊。      

　　工作组除了内部的讨论学习外，也充分吸收境外的经验，不断请境外人士讲课。起草小组部分成员，还专程到国外学习，请教境外同行。但每个国家和地区的做法都有自身的局限性，中国的立法不可能照搬。

　　“写得很艰难。”刘建平直言。一方面缺乏经验，另一方面又不能完全套用海外成熟的模式。虽然聚集了多方资源智慧，但整个小组都在经历着艰难的探索。

　　其后在2002年2月的北京皇城宾馆会议上，终于决定对证券投资基金单独立法，从而避免了更大范围的争议。这 真正奠定了基金法日渐清晰的基础。

　　刘建平说，此时科技部和国家计委也改变了想法，不再坚持将风险投资基金和产业投资基金写入法内。

　　在这之后，基金法小组又对基金的定义、组织形式、私募基金等问题做了进一步的讨论明确。过程中依旧伴随争论。

　　在初步成型后， 基金法文稿很快进入审议阶段。一审过后，《基金法》草案由全国人大财经委，移交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修改。

　　此后进程明显加快，非典期间内也没停滞，一年内即送交全国人大常委二审、三审。 刘建平所在的工作小组，也不断经历人大常委会委员的“拷问”，一稿又一稿地修稿，但“进展很快”。

　　2003年10月28日下午，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上，146位委员中，1人反对，1人弃权，其余都赞成，《证券投资基金法》终获通过。

　　那一刻，刘建平在一旁列席。一切的付出都值了！

　　争论仍有借鉴意义

　　2004年6月，刘建平离开证监会，南下到上海，任职于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2009年担任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

　　从裁判员到市场的参与者，伴随整个基金行业渐行渐远，慢慢成长，感悟很多。即便是现在回想起当时立法过程中的讨论争议，刘建平认为想要彻底的解决仍需要一定时间，“这个行业虽有较大成长，但仍在摸索前进中”。

　　比如，在《基金法》中对基金公司的业务范围未作明确规定。刘建平说，当时的争议在于委托理财是否属于基金公司的业务。

　　观点之一是委托理财应属于基金公司的当然业务，基金公司已开始受托管理社保基金，完全有能力管理委托理财。考虑到社会上有大量的委托理财需求，当时建议《基金法》明确基金公司的此项业务。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委托理财与公募基金的运作相差很大，规则不一。《基金法》若规定不清，可能导致非法集资等行为，应另作规定。

　　现在这些问题已经不成为“问题”了， 基金公司的业务范围有了较大的拓展，专户业务早已成为基金公司的业务。

　　至于现今仍颇受关注的私募基金是否应纳入《基金法》调整，刘建平回忆，当时有人认为，私募基金与公募基金差异大，投资者承受风险能力强，无须单独立法，可以适用《信托法》和《合同法》等法律。但也有人表示，私募基金复杂，情况不明，立法时机不成熟，但可在《基金法》中留下修改空间。

　　对于此次《基金法》修改中将做规定的公司型基金，当年的工作小组也曾参照美国的《投资公司法》，写过几章。

　　“最初大家觉得公司型基金的治理结构优于契约型基金，可以更好保护投资人利益。但工作小组后来还是发现，公司型基金在中国缺乏实践经验和法律基础，很难处理与《公司法》等法律的协调问题，公司型基金与契约型基金在本质上都是投资产品，难分优劣。”

　　另外，在《基金法》草案中，有许多内容曾经专门写过一章，但最终都流产于草稿中。

　　有些激烈争执之处，也在《基金法》中留有余地。比如，在股权激励上，《基金法》规定了主要股东的身份，但未限制小股东。 对此， 刘建平评价说，当时就是为个人入股留下了空间，基金公司甚至可以组成股份制公司，并有可能上市。

　　诸如此类争议问题，在当时的工作中引发的是长时间的思考和探索。

　　《基金法》从颁布至今已有7年多的历史。在这7年间，中国基金业不论在行业规模还是投资者人数上，都实现了飞跃性的增长，同时也产生了很多新问题留待进一步规范。

　　回顾《基金法》的诞生历史，很多争论和异议如今仍然存在，而《基金法》的修改调整必然会顺应市场的发展需要，为基金业进一步成熟和壮大提供有力的监管支持。

　　如果说《基金法》当初的诞生是为整个基金行业提供了一个发展的平台，那么今后的修改完善则是为基金行业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为这个行业的日渐完善与成熟保驾护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