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雁冰

　　随时随地看新闻 从上调养老金、最低工资线，到《社保法》破茧而出，过去一年，社会保障领域发生的一系列变革。站在“十二五”开局之年，未来社会保障领域还有哪些值得期待，本报记者专访社科院拉美所所长和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郑秉文。在他看来，社保全覆盖、社保基金投资体制改革、建立城镇居民养老、事业单位养老改革等领域，都将在未来几年内发生变化。此外，

　　从上调养老金、最低工资线，到《社保法》破茧而出，过去一年，社会保障领域发生的一系列变革。

　　站在“十二五”开局之年，未来社会保障领域还有哪些值得期待，本报记者专访社科院拉美所所长和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郑秉文。

　　在他看来，社保全覆盖、社保基金投资体制改革、建立城镇居民养老、事业单位养老改革等领域，都将在未来几年内发生变化。

　　此外，2010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很可能超过4000美元。按世行标准，中国已经成为中等偏上收入国家。

　　从全球范围看，近十几年内只有少数国家，如日本、韩国跨过这道坎，大部分国家徘徊不前，中国能否跨过这道坎，拉美与日韩国家的对比，为我们提供了借鉴。

　　社保基金投资体制改革将完成

　　《21世纪》：上个月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自2011年1月1日起，继续提高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水平10%。从2005年起，我国已经连续七次提高企业退休人员养老金，此时调整意义何在？

　　郑秉文：连续上调养老金，弥补了养老保险金没有和通胀指数挂钩的“制度缺陷”。不挂钩导致养老保险、养老金待遇水平与社会平均工资增长率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使得离退休群体中产生一些不稳定的因素。

　　“十一五”期间连续上调养老金是对制度缺陷的连续校正，这些校正的效果也是好的。

　　《21世纪》：“十二五”期间，在社会保障和民生领域有哪些方面可能会有哪些改变？

　　郑秉文：从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方面，我预测“十二五”首先要提前完成新农保的覆盖任务。“十七大”提出到2020年建立基本覆盖城乡的社保体系，由于新农保制度对农民的激励较大，农民愿意尽早加入进来。财政情况不错的地方政府也愿意及早加入，这两个积极性碰在一起，使得2009年8月份新农保制度出台时，计划试点覆盖全国10%的县，事实上远远超过了10%。我到地方去调研的结论是，预计2010年肯定要大大超过20%。

　　按照这个速度来推算，新农保的覆盖任务要提前完成，不用到2020年，“十二五”期间基本可以完成新农保的全覆盖。

　　《21世纪》：你一直在呼吁社保基金投资管理改革，那么，您觉得该如何解决社保基金贬值问题？

　　郑秉文：“十一五”期间，我们遇到一个巨大的制度困难，这是早期没有预料到的，就是社会保险五项基金增长率在“十一五”期间年均接近40%，总量增加了两倍多，从2005年底的6000多亿增加到2009年底的2万亿；但投资体制却没有任何变化，非常落后，保值、增值压力大，贬值风险大。尤其2010年CPI一路攀升，到11月份已经冲破5%，可是社保基金收益率才不到2%，处于严重的缩水过程之中。

　　我相信在“十二五”期间，社会保险五项基金的投资体制改革将会完成。目前中央领导、相关部委非常重视，正在紧锣密鼓进行制度设计，相信能够基本解决五险基金贬值的问题。

　　事业单位晚改不如早改

　　《21世纪》：目前，我国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覆盖面已达2.4亿人，城镇医保和新农合覆盖人数已达12.5亿，将来如何实现这几种模式的对接？

　　郑秉文：社保法中只是原则性的提到各地、各省、自治区可以参照新农保办法来建立城镇居民养老保险制度，没有具体的制度设计，只是原则框架。这已成为统筹城乡养老保险制度体系建设中的一个突出问题，导致全覆盖出现制度缺口。

　　到2020年要实现全覆盖，“十二五”期间关键的一步就是必须把城镇居民养老保险制度建立起来。

　　《21世纪》：你曾经撰文指出统账结合模式走进死胡同，下阶段会有解决办法吗？

　　郑秉文：从2000年辽宁试点开始，统账结合做实个人账户的试点已有10年，目前试点范围已扩大到13个省份，有点骑虎难下。

　　“十二五”期间对如何实现部分积累制应该有个说法，不能再拖了，部分积累制是否还有另外一个实现形式？如何解决个人账户做实？这当中出现很多困境，需要重大的制度转型。

　　《21世纪》：事业单位养老金制度改革一直阻力很大，未来会不会有突破？

　　郑秉文：2008年2月份，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来事业单位五省市养老金改革试点，到现在差两个月满3年，但没有任何进展，我觉得这有一个重要的启示，那就是要求我们在做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时候，一定要做好事先的预案和制度设计工作，然后再拿出来试点。

　　事业单位改革应该提到案头了，我主张事业单位和公务员一起改，这4000万人的改革，晚改不如早改，越晚改革，阻力越大，造成各阶层之间的矛盾就越大。

　　耿雁冰 2011-01-01 00:32:02  评论0条 随时随地看新闻 《社会保险法》说的非常清楚，公务员改革制度由国务院另行规定，根本没说不改。试点改革，事业单位产生意见是自然而然的，按照目前五省市试点的制度设计，事业单位人员如果参加了养老保险，跟企业一样，退休金就会跌去一半，这种改革能否进行下去是显而易见的。《21世纪》：去年10月《社会保险法》出台，社会保障领域有了“支架”，但是还有很多需要国务院授权的条款，很多方面还要通过具体的法规去解决，未来社会保障立法方面还会有哪些需要改动的地方？郑秉文：在上位法《社会保险法》指导下，在其框架内，部门、行业等会纷纷出台一系列的条例、办法、政策，这是毫无疑问的。以养老保险投资体制来说，我们现在执行的是1993年和1996年、2006年颁布的三个文件规定的投资政策，太落后了。废除这三个关于投资方面的政策，必须有新的政策来替代它，所以制定社保基金投资条例是绕不过去的。一系列其他方面的配措施和法规，“十二五”将会形成一个立法的小高潮。走出陷阱《21世纪》：

　　《社会保险法》说的非常清楚，公务员改革制度由国务院另行规定，根本没说不改。

　　试点改革，事业单位产生意见是自然而然的，按照目前五省市试点的制度设计，事业单位人员如果参加了养老保险，跟企业一样，退休金就会跌去一半，这种改革能否进行下去是显而易见的。

　　《21世纪》：去年10月《社会保险法》出台，社会保障领域有了“支架”，但是还有很多需要国务院授权的条款，很多方面还要通过具体的法规去解决，未来社会保障立法方面还会有哪些需要改动的地方？

　　郑秉文：在上位法《社会保险法》指导下，在其框架内，部门、行业等会纷纷出台一系列的条例、办法、政策，这是毫无疑问的。

　　以养老保险投资体制来说，我们现在执行的是1993年和1996年、2006年颁布的三个文件规定的投资政策，太落后了。废除这三个关于投资方面的政策，必须有新的政策来替代它，所以制定社保基金投资条例是绕不过去的。一系列其他方面的配措施和法规，“十二五”将会形成一个立法的小高潮。

　　走出陷阱

　　《21世纪》：2010年我国人均GDP可能达到4000美元，如果按照世行的标准，我国成为中等收入国家，但是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发展阶段来看，除了日本、韩国、新加坡少数几个跨过了这道坎，进入到高收入国家行列，大多数国家都没有摆脱“中等收入陷阱”，中国达到目前这个阶段，对社会保障领域会有哪些方面有一些要求呢？

　　郑秉文：中等收入国家可以划一条线，3800美元以下是下中等收入，3800美元以上是上中等收入。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利用20多年的时间，成功走出了低收入国家行列，于2003年跳出人均收入1000美元这个“贫困陷阱”，进入下中等收入行列，然后只用了7、8年时间，就进入上中等收入行列。

　　下中等收入阶段是矛盾突显期，不进则退；相比之下，上中等收入的陷阱要更难摆脱、更难走出。我在拉美所工作，对拉美国家的情况知道的多一些：几乎所有拉美国家现在都处于上中等收入这个阶段，他们早在70、80年代就跨进了这个行列，但长期徘徊并深陷在这个“陷阱”中走不出来。

　　当年东亚一些国家和地区，像日本和韩国差不多用了11、12年就成功走出中等收入陷阱，很快进入高收入国家，此外还有新加坡、台湾和香港也是这样。中国要想在强手如林的新兴市场经济体当中脱颖而出，走出中等收入陷阱，就要做的比别人更好。

　　《21世纪》：我们如何能够走出来？

　　郑秉文：第一条，经济增长模式转型要及时。中国的增长模式在可持续性上存在问题。三个引擎间相互比重关系需要调整，内需比重过低，投资和外需比重过高，易受外部冲击的影响，如果长期不能建立外需-内需传导机制、经济增长就有可能出现停滞，重蹈“拉美陷阱”的覆辙，长期锁定在中等收入水平，掉进中等收入陷阱。

　　第二条，政治民主模式转型也非常重要。随着多元化经济的发展和经济高速增长，民众的利益诉求和表达方式也越来越多元化和复杂化。中产阶级的扩大是一个趋势，是橄榄型社会的中坚力量，如何壮大、发挥和调动中产阶级的政治参与作用，在政治民主模式中构建一个“中产阶级渠道”，这是政治民主模式转型的一个关键。

　　此外，民众参与意识随着网络的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已成为政治民主转型的一个标志，如何顺应、适应和疏导，也是对政治民主转型的一个考验。

　　第三条是社会发展模式转型，包括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问题，收入分配格局问题，区域发展之间再平衡问题，城乡统筹发展问题，农村劳动力人口转移和城市化进度与现代化进程之间的节奏控制和匹配问题，环境保护问题等。

　　经济增长应该在社会体系内对各个社会指标产生深远影响和“社会价值”，社会发展与经济增长不能严重脱节，成为两张皮，否则，即使经济增长转型较为顺利，甚至民主转型也很成功，但最后也会被社会问题所抵消，甚至受到严重拖累，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不能自拔。在这方面，拉美存在较多经验和教训。

　　此外，就是处理好“国际角色转型”。经济排位世界第二的客观现实，经常会使中国“被要求”承担一定的全球责任或次区域责任。既然世界的主题是和平与发展，就应该制订一套机制性、长期性、稳定性的韬光养晦对外政策，利用好这个难得的机遇发展好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