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未来主导投资趋势的“全球宏观投资策略”主题中，全球顶级对冲基金经理所关注的十大全球宏观策略难题，也都让中国决策者与投资者备感困惑。

　　文/魏莱

　　从纽约往北走，开车或乘火车，大约一小时路程，就到了康涅狄格州。在这里，沿着长岛海峡，依次坐落着几个静谧而秀丽的小镇，格林威治也在其中。在这座距纽约30英里的海滨小镇，云集了全球500多家对冲基金，全球最负盛名的对冲基金公司在这里几乎都有办公场所。

　　自华尔街诞生的时代起，金融大佬和工业巨子们就开始在格林威治建造豪宅。后来，这里成为对冲基金的大本营。监管松懈的对冲基金回报丰厚，使其富裕的投资客户身价大涨，其经理人则摇身变为亿万富豪。有统计资料显示，有35家对冲基金总部设在这座只有6.2万名居民的小城中，管理的资产额则超过2000亿美元，超过智利或马来西亚等国一年的国内生产总值。

　　2010年10月中旬的康州已是深秋。长岛海湾上懒散地晃荡着几艘私人游艇。有世界对冲基金行业教父之称的X君开着跑车，从纽约到格林威治，带着笔者兜风，一路讲述他在这里工作17年的片段。

　　紧挨入海口处，有一座8层的写字楼。X君告诉笔者，他与其他合伙人共同拥有的世界最大的对冲基金公司就在这里办公，租了一层楼。十几年过去，这里仍和当时一样，现在的对冲基金交易员、分析师，在高度紧张工作的闲暇，依然喜欢看这里的海景和远处的风景。当然，这里办公楼的租金也依旧“昂贵”。

　　这里的昂贵是他们用沉重的代价换来的。X君说，“1998年，我们吃了俄罗斯违约的闷亏”。在全球资本市场上叱咤风云的对冲基金，在俄罗斯债务市场上几乎在瞬间化为烟云。X君及其合伙人“损失惨重”。

　　当时，俄罗斯正处于水深火热的金融危机中。俄罗斯到期债务240亿美元，但外汇储备只有170亿美元。在这种背景下，俄政府宣布大幅度贬值卢布，延长还债期限、暂停债务交易等措施。消息一出，世界哗然。俄罗斯股票、货币体系崩溃，跌幅一泻千里，后来干脆停业。此后，俄罗斯债务市场再也无人问津，直至2010年才重返债务市场。

　　也正是那个时候，著名的对冲基金长期资本管理公司LTCM曾雇佣两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和大批才华横溢的程序设计师，为公司设计精巧的套利模型，试图捕捉俄罗斯政府债券交易中的微小获利机会。然而，谁也没有料到，俄罗斯政府债券会突然违约。结果是，这群“伟大的科学家”血本无归，包括X君在内的国际投资大鳄损失惨重。

　　X君说，“我们做了细致的反省，对风险有了深刻的认识，不过，我们始终坚持做合法的投资，绝不在法律风险上‘走钢丝’，即使投资失利，以我们的能力，都还有机会扳回来。比如，我们的合伙人几年后又全部东山再起了，曾经的一些雇员也散落在格林威治一带的各大对冲基金公司里。”

　　“对冲基金教父”的私家生活

　　在格林威治镇，对冲基金经理的工作异常低调。但是，他们迅速累积的财富使得私人生活变得奢侈。都铎(Tudor)等知名对冲基金合伙人的私宅占据相当大面积的土地，矗立在茂密的森林里，犹如城堡一般。很普通的两层小楼在这里动辄就达数百万美元，而在美国中西部地区，同样的房子不过10万美元。这里的普通公寓也价格不菲。

　　2008年的金融危机曾让这里的生活有所收敛。当年年底，路透社记者在这里采访所描述的场景是，豪华汽车的代理商生意清淡，豪宅的价格在下滑，为当地富裕居民服务的零售生意大幅减少，“所有东西都在下跌。夏天时开始看到苗头，但10月份已经大难临头”。

　　而两年后的今天，这里已经不再是当年的景象。格林威治小镇上的奢侈品小店还是井井有条地张罗着，新开的苹果分店也门庭若市。

　　从格林威治往北到斯坦福小镇，这里的商业氛围更浓一些，地价也更便宜一些，所以不少金融机构在这里设立办公室。瑞银(UBS)世界最大的交易部门就在这里。

　　“SAC资本的创始人斯蒂夫·柯恩(SteveCohen)算是第二代成功的对冲基金经理。他以卖空策略为主。不过，他现在也在改变，更加注重全球宏观经济与政治的基本面，”X君说，“他今年也快45岁了，他当初创业的时候，就选择在斯坦福，买了块地，然后盖了非常现代的办公楼，做投资商业。”

　　“中国人喜欢低调，我也喜欢，我的朋友也喜欢。因此，没有人知道我住在这里，但我就在这里办公和写作。”X君的跑车在静谧的树林中绕了若干圈后，来到一处面积约为200英亩的树林。树林在靠海的一边，有一座两层的小楼，海边停着一艘白色的小游艇。

　　“我的邻居爱养马，他们家三层楼的马厩里有不少好马，维护起来可是一大笔开销。”X君开着邻居的玩笑，把我领进他的家门。“这是我的住所和办公总部。在纽约、芝加哥、华盛顿和洛杉矶还有四个办公室，分做不同的投资业务。”

　　在办公室的三个书架上放着若干国际政治、二战历史、资本市场方面的书籍，马克思、毛泽东的传记也在其中。

　　“你也看关于马克思和毛泽东的书？”笔者有些惊奇。X君笑言，“看啊，我还有不少介绍孙子谋略的书。我父亲是军人，国民党政府时期，他就在中国。在我5岁的时候，他就跟我说，国民党政府用的钱是用箩筐装的。这在我儿时就有记忆。在我的另一处住宅，正在建一个私人图书馆。我过去看过的3000多本书将主要放在那里。”

　　X君夫人在外地出差，大儿子正在为一个投资项目与中东的投资者见面。小儿子大学刚毕业，在中国学习了一段时间汉语后刚回来。X君在厨房里准备好午餐——沙拉、三明治、薯片、汉堡、墨西哥卷、可乐、红酒之后，就领笔者到户外，靠着湖边，晒着太阳，边吃边聊。“这里的景色非常好。通常，我们的小圈子聚会就在这里，或者在我的船上，举行私人晚餐或者午餐，讨论一些重要事情，交换看法。”

　　未来两年的主题

　　“曾经的投资失败给你最大的经验教训是什么？”

　　“对风险的认识与控制。当今金融系统的风险比10年前更大。纯粹数量的风险计算VAR模型不过是纸上谈兵。”X君说。

　　“这是否意味着数量模型已成神话？或者说单凭这些数量模型在市场上根本赚不到钱？”

　　X君答曰：“数量方法是投资决策的参考，但不是最重要的。现在的趋势是，以全球宏观经济与政治本质变化为研究对象，结合历史与地缘政治的分析方法，在全球范围内进行针对性地宏观策略投资与风险控制。这种新理念正在成长为新的主流投资策略。我们称之为‘全球宏观’投资策略……我们最担心的是一场美元危机。倘若有一些偶发事件，会否导致脆弱的美元金融系统崩溃？我们该如何应对？现在又该做什么？”

　　……

　　全球宏观策略(Global Macro)是以全球宏观经济基本面为主要研究对象，结合国际地缘政治变化，对全球政治经济不平衡导致的价值偏离进行投资的策略。其中，投资对象以国家外汇、国家债券、大宗商品、贵金属为主，也包括少部分相关行业的公司股票。相反，对于具体的公司股权直接投资以及公司股票兴趣不大。

　　比如，业已上市的世界上最大对冲基金公司的合伙人曾在圈内表示，他从两年前就看多人民币，认为人民币每年会保持3~5%左右的升值幅度。他手中主要是美元，所以他愿意长期持有人民币债券。在看空美元的同时，他认为黄金长期还将继续上涨，而且相信会到每盎司2000美元。

　　下手一定“短平快”

　　对于全球宏观策略的投资者而言，流动性是第一要素。一旦投资机会来临，投资方向判断明确，那么他们所选择的投资对象的流动性必须能够“快进快出”。否则，很有可能全盘皆输。

　　再比如，如果对冲基金看准某个方向，聚集1000亿美元资本，采用5倍杠杆的方式，买入或者卖空某一投资标的，可能是美元兑澳元汇率，也可能是铜，或者大豆，那么，在短期内，面对5000亿美元买盘或者卖盘的压力，价格很可能要出现较大幅度波动。如果市场都往一个方向跟随移动，那么，价格上涨到一定幅度之后，扣除借贷与利息，就是对冲基金所得。

　　这听上去是不错的买卖。其实风险与压力很大。一方面，对冲基金行业的借贷成本很高，每天的利息压力惊人；另一方面，最关键的是，市场中永远存在着不确定性。某个国家中央银行的利率调整在“不经意”间的变动，就会让市场“非理性”地在几十分钟甚至几分钟内“翻天”，宽幅震荡几天。世界与中国的股市、黄金市场在最近都有这样的经历。正是这样的压力与风险存在，让对冲基金经理容易“神经紧张”。一旦下手，一定是“短平快”操作，速战速决。

　　真正生存下来的对冲基金经理人可以口若悬河地面对客户与媒体，但在做重大投资决策时，都有专门的投资委员会与风险评估小组加以平衡，控制“市场诱惑”带来的冲动。事实上，好机会是可遇而不可求，就连高盛的“特殊机会投资部门”也是下手谨慎。

　　全球宏观的真正机会如何才能被发现呢？

　　顶级对冲基金经理身后，有一群一流的头脑在主持全球宏观经济与政治研究，大多有美国名校的高学历，有着非凡的人脉与关系。这些分析人员每天都具体跟踪全球经济与政治事务，无论是成熟经济体还是新兴市场，他们都要洞悉细微的市场与政治变化，提出看法与风险分析，据称其综合研究能力不会低于美国顶级智库与情报机构的分析水平。

　　比如，索罗斯的基金公司就雇佣在美国获得名牌大学国际经济与国际关系方面硕士学位的日本籍学生做研究，主要看日本方面的报纸与公开新闻，选出在这位日本人看来最有意思的新闻，然后汇编成每天“日本参考要闻”。对其他地区与国家也是如此。统归“全球政治事务分析”小组主管，负责为基金提供信息参考。

　　不过，在对冲基金圈内，对于重要的信息，大家都守口如瓶，永远记住“说的，一定是不知道真正情况的；知道真正情况的，一定是一言不发的”。道理很简单，赚钱的事情不会告诉别人。

　　“全球宏观”的十大难题

　　在格林威治和斯坦福两个小镇，通过与十几位对冲基金经理的业务交流与互动，笔者感受到，在未来两年中，全球宏观策略投资会是他们有兴趣投资的方向。因为世界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新变化，而这些巨大的变化仍有相当的不确定性与风险。这些议题的讨论并不一定意味着对冲基金一定会做针对性地投资，但至少可以肯定，这些方面是他们做投资之前必须弄明白的问题。

　　另外，在纽约某酒店，针对越来越复杂的全球宏观形势，笔者与来自对冲基金领域的几十位顶尖高手进行了探讨。在这次全球基金经理大会上，除了巴菲特、索罗斯和保尔森这样的超级大鳄外，其他知名对冲基金合伙人、首席投资官、首席战略官、知名智库人士悉数到场。

　　笔者经过梳理，这些投资大鳄关注的全球宏观难题主要集中在如下十大方面，而且他们对此都有疑问，也没有形成有共识的答案。

　　(1)对全球经济增长的疑惑

　　全球经济在恢复性地增长，但非常疲弱，欧美国家失业率居高不下。各国政府继续面临大规模财政刺激的困境。因此，刺激政策的退市时机是否成熟？美国政府会否发生主权信用违约？美国会否成世界金融史上的例外？

　　(2)对美国经济是否“二次探底”的疑惑

　　美国通胀率多年维持在低位。美国是否应该调高通货膨胀目标，避免类似日本的通货紧缩？“量化宽松”强调预期管理，何种预期适宜，5000亿美元还是5万亿美元？又如何对冲？“量化宽松”政策能否救美国？

　　对这一话题，投资大鳄们倒有一个基本的共识——美国房地产市场依旧处在风险的最中央。问题在于，美国房地产市值缩水的趋势仍在继续，美国会否重蹈日本的覆辙？如果美国经济不会“二次探底”，那么10月16日爆发的美国住房抵押贷款坏账比例大幅增加的消息究竟意味着什么？美国经济在三个月后是否会因为部分商业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出现严重亏损而导致股市大跌？

　　(3)对防通胀措施的疑惑

　　除了传统的黄金，还有什么可以真正抵御通胀压力？然而，黄金是有限的。大宗商品暴涨一定会迅速恶化工业生产能力，从而让经济恢复更加困难。这当中，谁将受害？谁将获益？

　　(4)对人民币的疑惑

　　人民币会否成为国际大鳄的免费大餐？按照国际资本市场观察，人民币预计在今后两年会平均每年升值3~5%，但人民币一定是美元资本的免费大餐吗？对于中国内部存在的复杂的政策风险，如何识别？

　　(5)对国家资本主义的疑惑

　　世界会朝着国家资本主义方向迈进吗？国家资本主义会否主宰全球经济？民族主义与保护主义抬头是否必然？

　　(6)对新兴市场的疑惑

　　新兴市场能否成为美元资本的避风港？如果美元资本都涌向新兴市场避险，那么新兴市场经济体与成熟经济体之间的“汇率战”和“贸易战”会到何种程度？

　　(7)对能源供应的疑惑

　　新兴市场的迅速崛起对全球能源供应带来持续的压力。何种能源，包括石油、天然气、新能源，能最终赢得能源供给战的胜利？

　　(8)对伊朗局势的疑惑

　　中东地缘政治利益与局势一直是西方的心病。美国军方在2010年8月承认对伊朗有“武力解决的计划”后，伊朗爆发战争的可能性如何？

　　(9)对恐怖主义的疑惑

　　“9·11”事件改变了投资者对国际恐怖主义对资本市场危害的认识。国际恐怖分子对全球资本市场的威胁是否还在继续？是否可控？

　　(10)对欧洲债务危机的疑惑

　　欧洲债务危机是否被暂时掩盖？会否卷土重来？

　　顶级经理的特殊交流方式

　　对上述问题，投资大鳄们的观点精彩纷呈，但是没有形成共识的答案。

　　在与几十名顶级对冲基金经理的业务交流中，笔者感受到，他们讨论的是没有正确答案的开放式的问题，需要凭借个人的经验在实践中领悟和运用。对一些问题，虽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看法，但还是希望对方的看法能弥补自己的不足，避免“信息与知识的盲点”。

　　有时候，这些投资大鳄以辩论的方式进行交流，他们可能任意选择一个角度展开辩论。比如，正方是“量化宽松政策有益于美国经济增长”，反方便是“量化宽松政策只会让美国经济更糟”。两名基金经理人分别准备30分钟后就上台阐述一方的看法，并与对方辩论，维护立场。

　　这些开放又直接的问题在“投资成功与失败结果出来之前”是没有正确答案的，但又都是萦绕在经理人心中的真正的问题。在投资的竞技舞台上真诚地交换看法，有时，是自己成就了对手，有时是对手成就了自己。

　　某种意义上说，顶级对冲基金经理是游荡在全球资本最前沿的灵魂。在这里，没有蠢人，但历史的经验还是一再告诫人们：在金融史上，蠢事一直在发生。也许，正因为如此，这群人需要的是安静和树林间的思考，尤其是能经常伫立在海边——或许对于他们而言，这样才能更清楚地看见天际的尽头是无涯的海水。

　　实际上，顶级对冲基金经理是一群比较特别的人。他们管理着数万亿美元以上的全球资本，在世界范围内配置资产，控制风险，投资逐利。他们善于信息搜集与分析，强于独立思考与研究，敢于对敏感的政策和现象质疑与争辩。

　　对于这群人，各国褒贬不一。不管如何，感受这群管理资本的人对复杂问题的研究与真实看法是有件趣的事情——就如同漫步在树林间，前面岔开两条路，可惜人们不能同时去涉足。有人选择了人迹罕至的那一条，从此命运截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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