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这是基金行业面临的最新一场信任危机。一封匿名举报邮件炸开“一池春水”，让华泰柏瑞基金公司过去一周深陷漩涡。《投资者报》历时一周，分别对多位当事人、证券监管部门等展开采访，并对风波中的核心人物——华泰柏瑞董事长齐亮进行了独家专访，大量的采访汇总，让此次风波起因、事态进展逐渐得以还原并变得清晰。

　　从若干年前的“基金黑幕”爆发，到近一两年“老鼠仓”频发，再到愈演愈烈的基金经理大面积动荡以及基金公司内讧不断，都在给基金业的公信力带来严重影响。基金公司当自强，否则，终将伤害广大基金持有人的信心，一旦信心崩塌，毁掉的还将是整个艰难前行中的中国基金行业。

　　《投资者报》记者 邓妍 岳永明

　　改革，通常总是要付出成本。

　　这一次，华泰柏瑞基金公司(下称华泰柏瑞)所付的代价有点大。

　　7月31日(周六)下午14点28分，《投资者报》记者及其他一些媒体记者同时收到一份标题为“华泰柏瑞陈国杰早该滚蛋了！”的邮件，署名是“华泰柏瑞(原友邦华泰)几位离职员工”。

　　长达9700余字、后被称为“万言书”的举报信罗列了华泰柏瑞总经理陈国杰长期干预投资、给自身发放高额奖金、违法违规等“罪状”，并建议证监会、检察院、中外股东、董事监事重视，安排专人进行一次彻底的、全面的稽核检查。

　　举报行动并未就此打住在媒体层面。

　　《投资者报》记者调查获知，在媒体获此举报后第二天，8月1日，华泰柏瑞董事、独立董事、股东、证监会、上海证监局的部分官员也陆续收到相同内容邮件。

　　瞬间的曝光，让华泰柏瑞立刻陷入舆论漩涡。这家公司究竟存在怎样的矛盾，以至于举报人采取如此过激的方式？该公司治理结构是否存在较大问题？是什么原因让陈国杰在华泰柏瑞任职5年后，问题才被激化？

　　《投资者报》记者历时一周，分别对匿名信涉及的多位当事人、证券监管部门等展开采访，并在华泰柏瑞北京办公室，对此次风波中心的核心人物——华泰柏瑞董事长齐亮进行了独家专访。

　　通过诸多细致调查、摸底，汇总大量采访消息，再经抽丝剥茧后，此次风波起因、事态进程、最新变化逐渐变得清晰，同时，展现在《投资者报》记者面前的，还有一条完整的，从31日下午两点至8月5日下午，跨度为5天120个小时的惊情历程。

　　记者调查获知，始自去年11月的华泰柏瑞投研和市场两大业务的大力度改革，是此次风波爆发的导火索。目前，上海证监局在华泰柏瑞的现场了解已结束；华泰柏瑞已向警方报案，公安部门已介入此事。

　　上篇：惊情5日

　　突如其来的大范围举报让华泰柏瑞立刻陷入漩涡中心，这也使得基金公司应急机制首次在行业内出现

　　证监局现场检查结束

　　7月31日下午，大部分人还在享受周末的悠闲，华泰柏瑞的危机此时却已悄然引爆。

　　14点28分，《投资者报》记者收到一份标题为“华泰柏瑞陈国杰早该滚蛋了！”的邮件，署名是“华泰柏瑞(原友邦华泰)几位离职员工”，同时，其他媒体负责基金报道方向的部分记者也收到相同内容邮件。

　　邮件中未留举报人具体名称和联系方式；对一些关键部分的内容，均用黑体加粗字体突出标示。

　　8月1日，邮件的发送范围进一步扩大。

　　华泰柏瑞基金董事、独立董事、股东、证监会、上海证监局的部分官员纷纷收到相同内容邮件，且该份邮件在证券监管部门的扩散范围极广，“证监会几乎所有人都收到了”，一位监管系统的官员向《投资者报》透露说。

　　8月2日，邮件内容开始在互联网上出现，迅速被传播放大。一时间，不少网站有关此事的讨论铺天盖地。

　　当天下午，上海证监局正式进驻华泰柏瑞位于上海浦东新区民生路1199弄证大五道口广场1号楼的总部办公室了解情况。《投资者报》记者从侧面了解到，华泰柏瑞腾出一间很大的会议室给证监局工作人员，所有档案资料、开会资料悉数摆在桌上，供查看。

　　同时，华泰柏瑞所有员工被要求到公司，不允许任何人缺席。“员工必须随叫随到，且所有人不能出差，要配合检查。”一位知情人士透露。

　　8月3号，警方开始就匿名信一事正式介入调查。但警方的调查进展目前尚不明朗。

　　8月4日下午，历时两天半的证监局现场检查结束。上述知情人士进一步透露：“走的时候，证监局带了些资料做报告。”

　　记者同时获悉，华泰柏瑞也已委托律师介入此事，并表示必要时将采取法律手段追究相关人士的民事及刑事责任，以维护公司及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基金公司首现应急机制

　　“我是在周日，也就是1号当天从董事、独董那得知这一消息的，邮件并未发送给我。”8月5日，周四下午两点，齐亮接受《投资者报》独家专访时，刚刚结束对一家大机构客户的沟通，冒着烈日返回位于北京金融街的办公室。

　　自得知匿名信现身后，华泰柏瑞即火速启动公司的应急机制，持续几天的公司高管拜访大客户进行情况沟通即是其中一环。据记者了解，应急机制在大部分基金公司中并不存在。

　　“我在应急小组中任组长，总经理陈国杰任副组长，公司副总经理、总经理助理等其他高管均为小组组员。”

　　齐亮透露，应急小组主要做几项工作，一是主动与客户沟通解释，包括发出致客户(广大持有人)以及机构客户的信；二是向银行渠道发出信件，进行解释，保证他们也能向更广大客户进行沟通；三是董事长发出致全体员工的信，稳定内部情绪，以及设立新闻发言人等。

　　“公司大部分员工并没有参与到应急工作中来，因此，向他们表明态度也是应急机制中的要素。以前我们就有应急机制预案，但一直没启动过。”

　　此外，华泰柏瑞的中外方股东对此事也高度关注。

　　“华泰证券总经理第一时间即给我们打电话，启动应急机制，并把华泰证券的应急流程拿过来让我们做参考。”

　　在接受《投资者报》记者两个多小时的专访过程中，齐亮还接到华泰证券董事长的电话，“也是在询问此事”。

　　“外方股东也很关心。但他们没有直接找到我，而是我们第一时间向他们主动做了汇报，他们最关心的是公司是否存在违法违规的地方，我们把匿名信中提出的问题一项一项解释来龙去脉，他们表示认可，没有再过问。”

　　齐亮透露，这几天他一直在忙着见客户，由于基金公司的机构客户、银行主要渠道都在北京，他格外忙碌。

　　“客户要看公司是否为他们着想。基金公司‘出事’时，第一个考虑的是谁？肯定是客户。目前看来，客户反应比较稳定，每天公司也就接到三四个客户的询问电话。”

　　中篇：解剖万言书

　　万言书涉及多位当事人，矛头主要指向华泰柏瑞总经理陈国杰

　　投资决策风波

　　究竟是怎样一封邮件引发上述连串反应？以至华泰柏瑞员工、客户、股东、董事及监管部门、警方悉数卷入？

　　《投资者报》记者详细解剖长达近万字的匿名信，发现其核心内容一直紧密围绕“华泰柏瑞总经理陈国杰的所作所为，以及引发的公司内部混乱”。

　　内容之一是“不懂投资的陈国杰长期霸占投资决策委员会主席位置，直接或间接干预基金经理操作，导致该公司投资管理混乱不堪，整个投资研究队伍人心涣散，公司业绩凄惨至极”。

　　匿名信举例说，该公司2009年8月3日募集成立的行业领先基金，规模为24亿份，近3.5万户客户，至9月4日的一个月时间里净值就跌至0.77元，但9月初行情恢复上扬，该基金却被逼迫大量减仓，所以净值一直位列新基金末尾，为行业之最。

　　信中同时引用了原投资部总监梁丰、同时也是原行业领先基金经理的话：“投资管理一直没有章法，投研队伍人心涣散，陈国杰长期直接或间接干预基金经理投资操作，是该公司长期投资失败的根本原因。”

　　《投资者报》随后与梁丰联络多次，8月4日晚10点许，梁丰向本报记者表示，自己并没说过匿名信中提及的内容，他强调匿名信与自己没关系，不对该事件做评论。

　　齐亮对于匿名信中提及的这部分内容表示，公司在投资决策方面不存在问题，投研管理体系完备有效，重大事项均由投资决策委员会决定。

　　“如果陈国杰真要干涉，作为投资决策委员会主席的他，可以直接下达交易指令。”

　　支行长“行贿疑案”

　　匿名信提到的另一个与行业领先基金有关的案例是，由于其净值下跌过快，严重地伤害了基金投资人，不少客户提出索赔，中国银行山东威海分行石岛支行副行长迟法泉因推荐客户购买了1000万元行业领先基金，使得客户在短短一个月左右时间，亏损200多万元，“(迟法泉)于是天天打电话给华泰柏瑞客服人员，并且不断威胁公司赔偿客户损失，索取封口费，好处费。”

　　匿名信称，为了回避矛盾，陈国杰将此事秘密交给公司总经理助理沈明和山东区域经理晁岱阳处理。“为了安抚客户，陈国杰无视证监会相关法规中基金投资买者自负原则，做出荒唐决定，下令晁岱阳编制了一整套《与威海中行客户交流会议》虚假材料，于2009年9月25日，秘密动用公款16.5万，一次性划到建行威海石岛支行的赤山集团有限公司赤山大酒店。实际上，这笔钱是让迟法泉通过威海赤山大酒店的财务提取现金，归迟法泉个人所有。”

　　按匿名信中提供的迟法泉电话，《投资者报》记者8月4日与他取得联系。迟法泉坦言，他推荐客户购买1000万元华泰柏瑞行业领先基金的事情存在，但“封口费、好处费是根本没有的事情。”

　　“我不可能为了16.5万元就去葬送自己的前途，作为银行工作人员，我们要做的是服务客户。行业领先基金净值大幅下跌后，当时我们的做法是，跟基金公司沟通，希望他们早点打开申购，让基金持有人早点赎回，以减少损失，他们当时管理的的确不好，我们要为客户着想。”

　　他同时透露，就匿名信中与他有关的内容，中国银行审计部和证监局已经对此事做了调查，“我相信权威机构很快会给大家一个说法。”

　　8月6日上午，《投资者报》记者与中国银行北京总部取得联系，中行办公室有关人员透露，该行已对此事进行了调查，但结果尚未出来。

　　一一应对匿名信问题

　　在上海一家基金公司高管看来，最近媒体对基金行业的报道有明显娱乐化趋势。比如，匿名信中提及陈国杰个人发放的年终奖达到两三百万。他笑着告诉记者：“总经理年终奖发两百万，在基金公司算是穷人。”

　　齐亮则向记者表示，发放年终奖不可能是个人行为，“这不是一般的决议，而要经过多道关口。先由薪酬岗位委员会考核，出议案，交由董事会，董事会要通过、表决才可行，没有这个流程，总经理一分钱都发不了。”

　　针对匿名信提及华泰柏瑞从未给股东分红，同时在华泰柏瑞股东方华泰证券任副总裁的齐亮予以了确认。

　　“我们几次想分红，但中外股东都说不需要。股东都是建议将这部分资金做风险储备。因此，我们几次提出分红议案，都被董事会取消了。”

　　齐亮强调：“分红一事并不是公司总经理陈国杰的权力，这需要股东示下。分红和总经理一点关系都没有。股东普遍认为公司还在成长期，因此这部分资金可用来开拓业务，还有就是为接下来我们准备4年的沪深300指数ETF产品做准备。”

　　匿名信同时称，陈国杰将华泰柏瑞设立时的1亿元注册资本花光，使得股东被迫追加了2亿元。

　　“不是这么回事，其实是为了新业务如QDII和专户的发展，同时也是为了支持开发沪深300ETF新产品，以符合净资本的要求。因为在券商体系有净资本要求，所以股东但心会借用到基金公司来，而华泰柏瑞净资本不够。为了保障新业务开展，股东做了增资。”齐亮向记者进一步解释说。

　　让记者注意的是，匿名信对齐亮的内容仅提及了一两句话——“董事长公务繁忙，长期在北京，董事会里中外方股东董事均被陈国杰笼络多年，独立董事仅仅都是挂名而已，对公司真实情况都一无所知”。

　　“我每天都和总经理商量工作。基本每天，而且是24小时随时进行。作为董事长，不关心公司运作，怎么管？光看文件怎么工作？公司所有骨干员工，我都要定期面对面的交流。大概半年一轮，和核心员工面对面座谈一次，或者我去上海，或者他们到北京来。”齐亮透露，他通常会问骨干员工有什么想法，在工作上有何诉求。

　　“虽然我们是上海的基金公司，但员工大量的出差是往北京走的。所以我经常等着就行了，不用跑。”齐亮笑言：“他们都不是专门为我来，都有其他业务要办，但来了以后，我会请他们吃个饭交流下。”

　　匿名信中还指出，“陈国杰曾经长期呆在澳大利亚、香港，根本不懂真正的中文，这样在国内做事当然不可思议。给所有的员工发邮件时只能使用英文；所有的中文邮件或文章，尤其是较大篇幅的中文报告，只能一知半解；普通话表述吐字不清，跟员工、跟客户等等沟通的效果可想而知。”

　　此前，《投资者报》记者在与陈国杰交流时，也曾留意到其普通话不够流畅。当记者问及生长于东北的齐亮如何与陈国杰每日电话交流时，齐亮哈哈大笑，“我们用的是英文”。在他看来，陈国杰最近几年普通话进步不小，“邮件还是用英文写，就当是帮大家提高英语水平了。”

　　记者注意到，匿名信中还大量提及华泰柏瑞内部没有考核机制，

　　“怎么能没有，那还能叫公司吗？没有KPI(关键绩效指标法)能过得了关吗？所有员工打分、年终评级、发奖金都有完整的流程。没有怎么弄？”齐亮表示，连他本人每年都有考核，所有员工都需经过KPI。

　　下篇：改革导火索

　　　平地难起惊雷。华泰柏瑞此次匿名信举报风波的来由又是什么？显然，始于去年底的一场改革是导火索

　　投研市场两条线改革

　　在齐亮看来，华泰柏瑞投资决策过程正常，没有违反程序的事情发生，也不存在公司治理结构缺陷。这在8月5日深夜华泰柏瑞发出的“以投资人利益为重处理危机”的声明中也着重进行了强调。

　　既然如此，为何还会有匿名举报行为，以致掀起如此大的轩然大波？

　　《投资者报》经过多方采访了解，注意到去年11月份是引发此次风波的一个关键时点。彼时，华泰柏瑞内部正在发生新的变化，在内部，这被称为一场大的改革。

　　“投研以及市场人员调整，引发了一定的人员变动，我觉得这是引发这次事件的导火索。”齐亮一语中的向记者总结。

　　据记者了解，前任投资部总监梁丰在职的3年里，在投研方面实行的是“基金经理核心制”，通常是基金经理需要什么研究支持，研究部就提供相应的支持，但现在不是了，现在是研究驱动投资，将投研体系完全打通。

　　“传统的投研模式是突出基金经理的个性化，我们慢慢的在改变这种现状。所以今年以来我们的业绩比较稳定，没有大的波动，也没有更大的失误。”

　　《投资者报》记者查询Wind数据了解到，华泰柏瑞旗下基金经理自公司创立以来，共有3位发生离职。

　　一是华泰柏瑞盛世中国基金第一任基金经理李文杰，2007年5月31日辞职出国学习，并在海外一家大型主权基金从事PE(私募股权投资)投资，李文杰现已重返华泰柏瑞，任海外投资部总监；其二是最近半年多来发生的两起离职，分别是前投资部总监梁丰和华泰柏瑞盛世中国基金经理郭楷泽。

　　公开资料显示，梁丰2007年离任中信红利基金经理，4月加入华泰柏瑞前身——友邦华泰基金公司，7月接任友邦华泰盛世中国基金经理；郭楷泽2008年离任中信红利基金经理，5月加入友邦华泰，9月起与梁丰共管华泰柏瑞盛世中国基金。

　　2010年3月26日、5月25日，郭楷泽、梁丰先后离开华泰柏瑞。

　　“基金行业流动性很大，但与同行业相比，我们的人员流动比例最小。我们的‘老人’都在。”

　　据齐亮介绍，华泰柏瑞同时大刀阔斧的对市场条线进行了改革，市场负责人现已更换为从汇添富基金公司加盟而来的梁建萍。梁建萍的加盟，在匿名信中也多有涉及，被指深得陈国杰“厚爱”。

　　“陈国杰之前并不认识梁建萍，其实她是公司通过猎头公司招募过来的。应该说，公司每一步的人事调整，都是集体决议，并不是哪一个人说了算。与陈国杰一点关系都没有。”

　　他指出，“确实，梁建萍此前主要是做机构业务，业务面相对窄一些，但来之后，我们发现她工作的条理性、团队的管理上有明显优点。基金公司最难管理的是营销管理团队，要让营销人员统一风格不容易。慢慢的，经过在公司一段时间的工作，我们大家一致同意，让她全面管理市场工作。”

　　根据华泰柏瑞的调整，目前该公司已将营销团队整合。过去，营销和市场是分开的业务，而现在合成一个大市场部门。“过去的问题是，发基金时，业绩不好时，就推诿是策划不到位等原因。现在没有了，一个人管理，流程更优化，考核也加强了。”

　　齐亮坦言，这种改革给员工的压力确实放大了，随之而来的，是矛盾也大了。

　　“整体来说，从去年11月开始，公司各条线的压力增大了；但压力加大后，我们也加强了对员工的职业设计、薪酬福利制度再安排再优化以及员工的忠诚度回报(如按在公司工作时间长短做细化)等。压力加大了，但没给员工什么希望，这样的公司做不好。所以我们这两条线都在走，完善了考核激励机制。”

　　从去年11月至今，时间已愈9个月。齐亮表示，调整还没有到位，公司仍处在调整之中。

　　不讳言业绩不佳历史

　　齐亮并不讳言华泰柏瑞最近几年业绩不理想的现实。

　　“我们公司发展不太好，感觉到压力很大。大批的客户是2007年大牛市进来的，虽然整个基金行业都面临同样的问题，在2007年规模膨胀太快，但这是我们一个致命的历史原因，因为我们80%的客户都是在上证综指位于6000点附近时进来的，他们都赔钱了。每年过春节我都很难过。”

　　Wind资讯数据证实了齐亮的说法。华泰柏瑞在2007年上半年基金总份额尚在108亿份，但到下半年，已迅速随着大牛市膨胀至221亿份。此后3年，该公司份额一直保持在200亿份之上，截至2010年上半年，总份额为228亿份。

　　在齐亮看来，2007年的经历是华泰柏瑞一个历史包袱，需要花更长的时间去解决。

　　“如果这个问题没有很好的解决，很难有飞跃性的发展，而且主动管理型基金，要做到长期业绩好，是很难的。所以我们最近几年侧重于做一些指数化的ETF产品。未来沪深300指数ETE产品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机会，我们要做的是抓住大机会，才能做成一个有特色的基金公司。”

　　齐亮指出，作为行业60家基金公司中第48家成立者，想赶上华夏、南方、嘉实等行业巨头，照搬它们走过的路，不可能成功，也没有这种机会。只有差别化，找出自己的特色，未来才有机会。

　　“我们未来希望主动型股票基金产品与ETF指数化产品构成两翼。市场应该是多元化的，我希望我们把两方面都做的好，一方面做指数化产品，因为我们这方面有优势，可以和别人竞争；另一方面，要稳定核心团队的人。”

　　《投资者报》数据研究部统计发现，目前华泰柏瑞基金经理安排不太平衡，该公司现共管了8只基金，有6位基金经理，其中汪辉管理3只、沈涛管两只，这是否意味基金经理人手相对欠缺？

　　“我的后备人才还都没用。我们从研究员培养基金经理，从研究助理到研究员、高级研究员，再到考察高级研究员各方面，进而成为基金经理助理再到基金经理。这条线路我们已经施行三年了，现在有些资深的研究员已经成为基金经理助理，可以作为基金经理的后备使用。”

　　经过此次不太小的风波，齐亮依然坚定着此前定下的目标——要打通投研，保持稳定、良好的业绩；同时，要实现大市场部门的构架优势，将有限的资源用到最有效的地方上去。

　　“只要有较长一段时间赚钱，我就能把我们的历史包袱卸下来。通过我们投研的调整以及今年以来的实践，我们可以做到这一点”。

　　根据《投资者报》数据研究部的统计，华泰柏瑞旗下各只基金自成立以来，业绩相比同期同类型成立的产品表现要差，大部分处于队尾，但今年上半年以来该公司业绩尚可。

　　在可比的233只股票型基金中，今年以来截至8月3日平均收益率为-12%。同期华泰柏瑞行业领先、华泰柏瑞价值增长、华泰柏瑞盛世中国分别取得-5.87%、-5.87%和-14.05%的收益率，位居233只基金中的第34、35和146名。

　　债券基金今年以来的业绩也位居同类中上游，华泰柏瑞增利A、华泰柏瑞增利B在126只同类可比基金中，分居45和51名，收益率亦高于同类平均水平。

　　(本报实习记者占昕对此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