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宾

　　基民戴朝钢，是一位双目失明的盲人，四十多岁了，为了维护自己作为基金持有人的合法权益，不畏艰苦，克服“行动不便、生活不济、法律不熟”的困难，三度前往北京顺义区人民法院对基金管理人违法侵权行为提出索赔，要求立案，起诉宝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最终他以证券投资基金交易纠纷为案由，要求宝盈基金公司提供深圳证监局《关于宝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现场检查的反馈意见函》(下称《意见函》)复印件为诉请，立案成功了，从而迈出了侵权之诉的第一步。

　　这是一种什么精神？这是一种尊崇法律的精神，是投资者锲而不舍维权的精神，是值得广大投资者学习的精神。

　　那么，戴朝钢案又反映出了什么问题呢？

　　戴朝钢的起诉理由是：根据媒体公开报道，深圳市证监局在例行检查宝盈基金公司过程中，发现该基金管理人存在诸多违纪违规运作基金的行为，于是，监管机关向其下达了《意见函》，而按照基金契约，基金持有人有权取得与宝盈基金公司有关文件资料的复印件。但宝盈基金公司却以“上级对下级的检查是不公开信息”为由予以拒绝。

　　戴朝钢的三度起诉，最后才演变成目前的获取文件复印件的诉请，这实际上是一场知情权诉讼。过去，依《公司法》出现过股东知情权诉讼，依《证券法》出现过股民知情权诉讼，而今天依《基金法》出现的基民知情权诉讼，尚属首次。毫无疑问，基民对于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的运作是享有知情权的，而这种知情权是基民持有基金期间所依法享有的、不可剥夺的。在基金运作过程中，涉及敏感的商业机密如持仓、融资、交易细节等是不可随意泄露的，但到事后，则没有封锁的必要，而这次监管部门现场检查的结果，并非是商业机密，不存在保密而不能公开的问题。

　　在《基金法》中，基民的知情权只限于公开信息披露文件，而在基金契约中，基民的知情权范围可通过约定有所扩大，但仍是不充分、不全面的。因此，修订现行《基金法》、完善基民法定知情权范围，就变得更有必要了，而这次戴朝钢案，则为这种法律完善提供了思考的契机。无论该案谁输谁赢，其本身为完善基民法定知情权问题的法律制度提供了鲜活的题材。

　　《证券投资基金法》第九条规定：“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管理、运用基金财产，应当恪尽职守，履行诚实信用、谨慎勤勉的义务。”当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管理不善，未能尽责，而受到监管机构处理时，其处理结果的信息无疑是应向基民公开的，并有责任接受基民(信托人)的监督。

　　从修订《基金法》的角度看，保障与扩大基民知情权，最好的办法是建立监管信息强制公开制度，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应承担这种法定的或强制的监管信息公开义务，而监管信息强制公开的形式可以包括公告、置备等形式。公告是指必须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报刊上或专项出版的公报上刊登，并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网站上公告，公告的层次较高，具有较高的社会扩散效应；置备是有关信息文件存放在指定场所供基民查阅，置备的持续时间较长，但影响的范围和力度相对较小，只有具有维权主动性的投资者才会这么做。如果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做不到这一点，监管机关可以强制公开，基民亦可依法请求司法救济。

　　因此，基民知情权首案给予我们的思考是：关注基民知情权问题，最终应当落实到建立什么样的监管信息强制公开制度上，这既是监管的需要，也是保护基民权益的需要。

　　(作者系上海新望闻达律师事务所合伙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