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阳投资李旭利对理财周报记者说：“你不应该问我为什么离开，你应该去问那些人为什么不离开！”

　　理财周报记者 王小静/文

　　三年前的离开是轩然大波，三年后的离开已是稀松平常。新闻和八卦懈怠了？不，因他们追逐的是稀缺品。

　　三年间，有多少明星基金经理转入私募？目前没有最权威的数据。张口可数的就有江晖、石波、李旭利、吕俊、何震、田荣华、陈继武、王贵文、赵军、梁文涛、郑拓、陈亮、伍军、曾昭雄、龙苏云、李洪波、李泽刚、孙建冬……

　　这些“高学历、高智商、高情商”的三高精英们，就像蒸不烂煮不熟捶不扁炒不爆响珰珰的铜豌豆一样，一颗接一颗地蹦出了公募基金这口锅。

　　他们奔赴的私募，的确是一盘美味的菜，但若要品尝仍需举起沉重的铁筷。渠道、客户、产品账户、税率、制度、现金流、团队、业绩，甚至媒体等一系列问题，他们都必须直面面对。但罕见逃离的悔意。

　　这些大鳄在公募基金遭遇了什么？这个行业到底怎么了？

　　迷失的幸福

　　“我厌倦了配置的生活。”当理财周报记者问尚雅投资总经理石波为何离开华夏时，他这样回答。对于很多动辄管理几十亿甚至上百亿的明星基金经理而言，很大程度上都是在各个行业上配置资金，而并不需要精选个股。“这样会失去一些投资的乐趣。”石波说。

　　而当理财周报记者问重阳投资合伙人李旭利同样的问题时，他则用那智慧的眼睛很严肃地盯了记者三秒钟：“你不应该问我为什么离开，你应该去问那些人为什么不离开！”

　　确实如此！中国基金行业最牛的王亚伟之所以最牛，很多同行都认为他创造了两个奇迹。一个是复利胜于巴菲特，另一个就是至今还留在公募基金。

　　当行业普遍认为投资大腕留在公募基金已成另类的时候，只能说明，这不是个人的问题，也不是基金公司的问题，而是行业出了问题。

　　“我觉得不幸福。”北京一家基金公司的投资总监对理财周报记者抱怨说。从记者两年前认识该人士起，他就一直碎碎念着要离开这个行业。虽然暂未成行，想必是早晚的事。

　　日前，在一个公私募基金高管“民间”聚会中，他们更改了江湖上平日对他们的三高评价，将“高学历、高智商、高情商”三高，改成了“高素质、高压力、高监管”。他们认为后面的“两高”是导致其不幸福的重要原因。

　　“我们完全不被信任。”上海一家基金公司的老总对理财周报记者说。这一点得到绝大多数公转私大佬们的认同。“监管层、投资者、舆论三方面没有一样是信任我们的。”这一点让他们相当的郁闷。

　　“对于同行要受到排名的压力，对于投资者和公司需要我这边业绩回报，同时还要时刻受到监管层和舆论的监督压力。都没有宣泄的地方。”以上人士称。

　　幸福感的缺失和极大的心理压力使明星基金经理们纷纷逃离公募转投阳光私募。但对于那些没有条件做私募的非明星基金经理们一个极端的例子是，一家基金公司内部提拔了一位基金经理，他却不堪重负断然辞职去考了公务员。对于更基层的基金公司研究员，一个极端的例子是跳楼自尽。

　　高薪悖论

　　在理财周报调研明星基金经理公转私的心路历程时，很多人都提到了机会成本。对于可以拿到几百万年薪的基金经理而言，转会私募确实面临着很大的风险。

　　“待遇其实是个悖论。”上海一家阳光私募总经理对理财周报记者说。对于这些专业的投资人士，他们与普通人不同，高超的投资水平和经验可以给他们带来的复利要胜过固定的高薪。但在基金公司他们却被剥夺了为自己和家人理财的权利。

　　但凡敢于出来闯的明星基金经理都对自己的投资能力极为自信。“我都想把自己的房子给卖了。投资的回报一定会大于房子的增值。”吕俊曾经对记者这样说。

　　“在绝大多数成熟的市场，证券从业人员都是可以从事二级市场交易的。但是要有报备等配套制度。”以上不具名的私募总经理称。但是目前国内的制度对基金经理和家人的投资权利几乎已经阉割到了极致。这也很大程度上导致了那些又没有勇气离开公募，又想投资获利，又缺乏职业操守约束的人来做老鼠仓。摄像头漫天，手机上缴，亲属报备等强令限制只能“防君子不防小人”，或者成为监管层的免责条款。

　　已经逃离的私募大鳄们给出的建议是，制度允许投资，但要配套措施跟上。“如果你不报备，资金异动交易的话，坚决把你扫地出门。”

　　三监管机构博弈挤压公募生存空间

　　公募基金人才外流的另一个深层次原因是资产管理行业范围的扩大。

　　近些年来，除了阳光私募以外，券商资产管理、银行的代客理财、信托等多种资产管理行业风生水起。公募基金再也不是唯一的资产管理方式。

　　“原来是大家给基金输血，现在也轮到基金给大家输血了。”一家第三方研究机构高层人士对理财周报记者说。

　　博时基金原副总裁李全远走新华资产就是一个最大的“输血”案例。而近期东方证券资产管理公司强悍的招兵买马更是路人皆知。

　　“我们发现基金行业确实出现了外流现象。特别是高级人才。”一位著名的金融行业猎头人士对记者说。“今年私募股权一条线也上来了，都希望在基金行业找人。”

　　同样是资产管理行业，基金公司在其中的优势正逐渐消逝。

　　“你想想看，基金公司是证监会基金部管的，券商是机构部管的，而银行和信托是银监会管。”以上那位不具名的上海基金公司老总为记者做分析。“基金的监管几乎是完全透明。可其他行业呢？”

　　“你们媒体不要总盯着基金公司看，最大的老鼠仓在券商那里！”另一家基金公司副总经理谈到这个话题显得非常激动。

　　基金公司的劣势还在于，券商和银行几乎都是参控股他们的父辈或者叔辈。这些长辈们“倚老卖老”，占尽渠道优势不说，又不用公布净值，罕见舆论监督，小日子过得实在是舒坦。

　　基金公司的幽怨无法改变现实。资产管理行业这块蛋糕好吃，基金公司就别想独享。但基金部同样作为监管部门，不能在与银监会和机构部博弈中获胜，却将基金公司当野马一样，用层层铁镣锁死。不仅是“三高”精英们忍无可忍，也是整个行业需要思考和亟待发酵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