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财周报记者 滕晓萌/文

　　“我觉得现在的基金业和这段时间的资本市场一样，波动越来越大了。”北京深夜11点，李全在电话那头说。

　　他刚来到这个城市不久，刚刚进入到一个截然不同的行业，每天都要开很多的会。他尽量避免去提到公募基金的任何具体的公司和人事，但是他也会突然说，“你们可能会觉得我太天真，但是我真的很喜欢博时。”

　　在过去的半年中，李全在副总经理任上离职，却获得了最高的关注度：在离职传闻缠身大半年后，他以新华资产总裁的身份，告别自己的公募基金生涯。

　　窃窃私语仍在行业中继续，所有人都相信，半年之内，基金业内首位“公转私”的总经理，可能就会出现。值得讨论的，无非是那是肖风，还是别的某位。

　　在传闻蔓延开前，肖风曾经公开说，现在的基金公司的机制，让从业人员无法将之视为一种事业。

　　对于如何设立一家公募基金公司，基金法对于股东的出资标准很简单：注册资本不低于一亿元人民币，且必须为实缴货币资本。

　　这是一条太容易达到的标准。事实上，现在管理着接近3000亿资产的华夏基金，其注册资本至今只有2.38亿元。

　　难以达到的是其他门槛，比如要求第一大股东应当是依法设立的证券公司或者信托公司，最近三年连续盈利等等。这条几乎彻底封杀了民营资本堂堂正正进入基金行业的希望。

　　因此看似风光的基金公司有着难言的尴尬，不少基金公司多年来一直勤勤恳恳地充当着股东的现金牛，甚至有基金公司出现过由于股东抽取利润过多，而无法发出年终奖的故事。

　　而股权“被转让”则是基金公司最尴尬的话题。不少人佩服范勇宏，因为即使中信证券100%持股，华夏基金仍然能够拒绝中信派来的高层；因为现在股权转让，他仍然能够参与意见，给自己找股东。

　　范勇宏和肖风，是“老十家”成立以来，坚守到现在为数不多的两个总经理。如果细看其他“老十家”的兴衰史，转折点无一不是某一次管理层变动。

　　“公司里不断进来各路股东的人，有少数人不学无术，却占据高薪职位。”一位逃离某家“老十家”的中层回忆说，多年之后，她将“能够对抗股东压力”，列为基金公司总经理最重要的品质。

　　“我做了几年部门领导之后终于发现，我没有有关部门的关系，我永远也当不了副总或者别的什么职务，路已经被封死。”另一位出身“老十家”，已经转投私募数年的前中层说。

　　基金业对于股权激励的呼吁已经持续数年，据传，一些监管层的领导态度是：你们拿着那么高的工资，还想怎么样？

　　如果坚守如肖风者都将离开，那么显然股权激励已经超越了基金经理们应该赚多少钱的庸俗讨论。监管层和立法者应该思考的是，基金从业人员和公司的关系、和投资者的关系乃至和监管部门的关系，到底如何界定。

　　显而易见的是，短视的股东、不专业的管理层、恶劣的管理层与股东关系、频繁的人事变动，对于公募基金的投资者都是一场噩梦。今年一季度，博时业绩在大公司中垫底，是简单的投研方向失误，还是人事变动后的投研能力下滑，你可以自己判断。

　　这是一个最好的行业，业内很多人都相信，包括我们也深信，中国十年内，就有可能出现管理规模超过万亿的基金公司，资产管理的大时代即将来临。

　　这也是一个最坏的行业，目前公募基金的总规模只剩不到2.3万亿元，在A股的占比已经只剩10%。这个行业默默怀念2007年的辉煌，那一年公募基金规模一度逼近4万亿元，超过A股的40%。

　　一些据我们所知行业中最优秀的人，选择在这个时候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