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 蔡晓铭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

　　就在一年前的这个时节，在第三届私募基金高峰论坛上，来自各方的投资人士站在上证指数2100点附近时，谈论得更多的是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引发全球经济衰退，中国的宏观经济何去何从？如何防范中国的投资风险？如何给全球经济衰退背景下的中国企业重新定价？诸如此类立意在“应对危机”的话题。而2009年中国经济的强劲增长，以及证券市场的良好表现，已然将中国的投资人推向了“后危机时代”——随着各项宏观经济指标的回暖，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的逐步退出，“后危机时代”实际上已悄然来临。

　　站在私募基金行业发展的角度来看，或许就是在5-6年前，“私募基金”仍然是普通投资者眼中的神秘角色，而如今已成为不少中国老百姓资产保值增值的选择之一。

　　时代的车轮在前进。毋庸置疑的是，私募基金行业在这样一个“后危机时代”又将面临着一场影响深远的发展和变革——从资产管理规模的扩大、市场影响力的提升、投资管理水平的升华，到法律地位的明确、行业自律监管的加强等等，都将出现一系列新的发展变化。如何审视这种变化，以及顺应这样的变化寻找发展的契机，或许是每个私募基金管理人、私募基金投资人脑中应该思考的“新战略”。

　　2009：私募得与失

　　2009年沪深300指数上涨的幅度为96.71%，而178只股票型基金2009年平均收益率为69.15%。据私募排排网统计的348个阳光私募非结构化产品中，存续期在一年以上的共有181个(同比新增7个)，平均收益率为54.9%。公募和私募双双跑输了大盘，而私募整体跑输公募14.25%，跑输大盘41.81%。

　　从“得”的角度来看，私募基金首先是涌现出新的一批优秀的管理人：私募年度业绩排行榜中，榜单一、二名均由广东新价值公司包揽，第一名是新价值的投资总监罗伟广掌舵的粤财新价值2期，收益率接近翻两倍，为192.57%；第二名是唐雪来掌管的粤财新价值，收益率为156.47%。深国投景良能量以144.89%的收益率，排名三。这些私募顶尖级别的管理人创造的业绩远远超越了“最牛公募基金”的王亚伟，王亚伟管理的华夏大盘精选在2009年的收益率为116.19%，而私募基金阳光化产品中有15个产品的收益率都在119%以上，占到了存续期超过一年的私募阳光产品的8.3%，这一比例凸显了国内私募基金的管理能力。

　　其次，国内私募基金管理人的投资管理能力较此前有明显提高。这集中体现在2009年下半年的业绩表现上，在2009年下半年的振荡行情中，沪深300指数上涨了12.92%。而私募排排网统计的348个非结构化产品中，存续期在半年以上的产品有270个，整体平均收益为14.56%，跑赢大盘1.64%。从私募整体表现看，下半年的收益虽然没有上半年高。但在这种振荡行情中，私募基金的管理能力也得到了体现。

　　有得必有失，从“失”的角度看，私募基金去年整体跑输大盘和跑输公募基金，原因基本在于大多数的私募管理人在2009年上半年未能改变熊市思维，在牛市中依然保持谨慎操作，踏空了许多机会，所以在单边上升的行情中远远跑输大盘。2009年下半年的振荡行情中，私募基金整体仅跑赢大盘1.64%，而在上半年的单边上升行情中，私募却大幅跑输大盘40.57%，上半年的涨幅不及指数一半，这大大拖累了全年的业绩表现。

　　规模扩张：黄金时代来临

　　随着06、07年以来私募基金数量的增多和规模的扩大，投资者对私募基金的认知度和认可度尽管在不断提升，但08年的金融危机同样也令不少私募基金和投资者“受伤很深”。应该说，中国私募基金的发展和规模扩张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虽然众多的私募基金管理人都认可“国内私募基金未来有很大发展空间”这一命题，但具体到在未来可预见的几年内可能达到的市场规模、扩张速度这些问题上，则恐怕只有模糊的判断。

　　事实上，“后危机时代”私募基金规模的扩张潜力和扩张前景可以从2009年的表现略知一二：2009年实际上是私募基金规模扩张受到一定限制的一年，在2009年7月，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中登公司)暂停了信托公司在中登公司开设股东账户的业务，该事件的起因是个别信托公司通过大量开户投机打新股，违反了“三公”原则，损害了新股发行改革的成果。这一事件的发生，使得信托公司发行信托产品的数量在2009年下半年迅速下降，一些有着新产品募集需求的私募基金只能放弃或者等待。

　　由于市场上的存量账户越来越少，导致账户的叫价越来越高，信托公司留存的少量账户只是留给了部分之前业绩好、市场知名度较高的私募公司，譬如尚雅、朱雀、新价值等。但这也只是解决了少量的私募基金规模扩张需求，更多的私募基金规模扩张受到压抑。

　　从2009年私募信托产品发行的节奏来看，也明显的体现出“上半年”和“下半年”两个不同时间区段的反差特征(见图一：)：在7月份以前，私募信托产品的发行量和成立量都在逐步上升，而下半年则发行量和成立量骤减，而且成立量明显高于发行量。这一特征恰是因为在上半年行情的配合下，私募信托产品的发行和成立量都顺势扩张，而下半年则基本由于暂停开设信托证券账户后，发行量迅速萎缩，而成立量没有立即下降的原因，部分是因为这些下半年成立的产品多是在上半年就开始发行的。

　　图一：2009年私募信托产品发行量及成立量(月度)

　　在私募信托产品规模扩张受到限制的背景下，2009年整体的规模扩张是怎样一个水平呢？事实上，以目前统计的国内348个非结构化产品为例，2009年成立的占到了47%。也就是说，2009年的规模扩张速度不仅大大高于2007和2008年，甚至高于2004年到2006年这三年的总和。而这一扩张速度还是在“被压抑”的情况下实现的，如果仔细探究，2009年上半年的私募阳光产品成立数量就已经超过了过往的任何一个年份(见图二)。

　　图二：私募产品成立年度分布图  

　　从这一趋势我们不难看出，中国私募基金行业的发展在2009年出现了“井喷”的行情，私募基金的规模扩张并不是完全和指数的高低相关的，它更多的是跟随证券市场的发展寻找自身的扩张路径和扩张模式。如果单从规模这一角度来说，中国私募基金在2003到2006年只能说是处于“萌芽”阶段，它缺乏市场规模，也缺乏话语权。在2007年罕见的牛市来临之际，它开始成长，但应该说还不是规模扩张的黄金阶段，真正迎来中国私募基金规模扩大、市场话语权提升的黄金期，恰恰是在“后危机时代”。

　　2009年由于停发新产品后，业界除了采取启用老账户的模式外，还出现了创新，信托中的信托(TOT)也开始逐渐盛行，这也将拓宽私募基金发展的渠道。而我们也可以看到最新的变化，在2010年2月，国内首款有限合伙制私募证券投资基金“银河普润”正式推出，打破了信托公司“一统天下”的格局。银河普润基金由普通合伙人(私募基金管理人)和不超过49人的有限合伙人(投资者)共同组成，出资比例为1：1，结构上与“上海模式”的私募信托基金更为相似，认购起步为30万元，比一般信托私募产品要低得多。

　　应该说，在2009年停发新产品后，私募基金业界出现的这些变化和探索是有积极意义的，但短期内这些创新的模式对于私募基金规模的扩张仍只能起到较小的推动作用。私募信托产品的停发应该只是阶段性的不利因素，由于没有绝对精确的统计数据，但根据可统计的国内大部分阳光私募信托产品的规模来看，在2009年末阳光私募产品的整体规模在400亿元左右，这一规模与相对发展得比较成熟的公募基金相比，只能说是“小巫见大巫”，不过从2009年上半年和全年的私募基金规模扩张速度来看，我们有理由相信在暂时被压抑的扩张需求得到释放后，中国私募基金(阳光化产品)的规模在未来数年间极有可能扩充到千亿的水平上。

　　法律地位：有望明确

　　随着“后危机时代”的来临，中国私募基金除了展现百花齐放的投资风格和较高的投资管理水平外，行业规模也将跃上新台阶，但当整个行业走过“婴儿期”后，仍面临着一些问题，包括销售渠道的过于强势、客户认同度相比公募基金而言仍显得不高、法律地位不明确等等。

　　从实际的调查结果来看，在众多私募基金管理人中，法律地位不明确仍被认为是当前发展中面临的最大问题。在私募排排网近期的一项调查中，近85%的私募机构均将法律地位不明确看成了制约行业发展的最不利因素。“明确私募基金法律地位”这一诉求则集中体现在绝大部分私募认为应该将私募基金纳入到《证券投资基金法》的监管范围，在制度的构建上，大部分私募也赞同重点考虑“设立合格投资人制度”，同时认为应当考虑向私募发放牌照、对保护投资人利益设立相关规定、加强信息披露和行业自律等等。

　　在行业的发展进程中，私募基金无疑将成为中国资本市场的重要力量之一。不过，目前私募基金却仍在法律的夹缝中生存，这种尴尬的法律地位也使得很多非法集资的不法之徒混入其中，不仅损害到证券市场上其他投资者的利益，也限制了私募基金规模的进一步扩大。法律地位的不明晰实际上也加剧了私募基金发展过程中面临的其它不利因素：客户的认同度偏低、销售渠道的困难等等。

　　从法律地位明确的进程来看，2009年下半年，人大财经委及政府有关部门开始对《基金法》的修订展开了调研。而经过近半年的讨论和反复辩论，也最终达成了一个共识，这次修订的主要任务是把私募基金纳入到《基金法》中。2009年12月2日，全国人大常委、财经委副主任吴晓灵给私募基金的监管定调，她认为，对私募基金可以实行适度监管，以保证市场应有的灵活性。

　　尽管目前尚无定论，但吴晓灵在今年“两会”期间再次对媒体表示：“这次《基金法》修改很重要的一项工作是对私募基金地位的认定，是否需要修法来监管，监管到什么程度是我们应该着重考量的。从我个人来看，对私募基金施行备案制是可行的。”从进程来看，尽管私募基金的法律地位明确以及相应的配套监管条文出台并非朝夕之功，但这种进程的方向和趋势是明确的，“后危机时代”私募行业的发展特征之一即是法律地位可望明确。

　　行业自律：规模做大后的冷思考

　　2009年末2010年初，深圳三羊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及其掌门人林少立成为私募行业的新闻人物。在2008年，三羊资产由于较好的业绩表现一度得到投资者的青睐，资产管理规模也得到了迅速的扩张。但在2009年12月深圳证监局曝光的第二批不具备合法证券经营业务资质的机构名单中，三羊资产也名列其中。随后，华润信托迅速的发布了公告，三羊资产在华润信托的证券投资集合资金计划全部清盘。尽管三羊资产一度自称清盘的原因是“不看好明年的市场”，但这一事件的发生仍不免与三羊资产管理人林少立涉案有关。

　　三羊事件的发生，无疑给迅速发展当中的中国私募基金行业敲响了警钟，也给业界带来了一系列的思考：在私募基金没有纳入基金法监管之前，私募产品的管理基本都只能有赖于资产管理者本身的自律，以及托管机构的自律性监管，但这种监管的力度仍然是有限的。相对于公募基金来讲，私募基金的投资人在信息获取的时效性和真实性上处于劣势，在私募基金发展的进程中，加强行业自律刻不容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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