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基金研究员自杀了！”——上周五(3月12日)下午，这则消息在深圳金融圈内迅速传播，其风头甚至盖过了大家对A股市场的关注度。“震惊！”这是很多看到这则消息的圈内人当时的第一感受，“这些金字塔尖上的人才，怎么会想到要自杀？太可惜了！”随后，网络上立即出现了对这位研究员“死因”做出的各种猜测，有的说，是因为工作、为情所困，还有的说，其实根本没死……究竟这只是个传说，还是确有其事？如果这位研究员真的自杀了，那他究竟为什么要自杀？顺着网络上流传的消息，记者由此展开了调查！

　　每经记者魏玉卿发自成都

　　记者调查

　　袁健跳楼身亡

　　按照网上流传的消息，“跳楼”的该研究员名叫袁健，他毕业于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之前在融通基金做研究员，但没有通过，而自杀之前在另外一家排名前10的基金公司做行业研究员，还在试用期。

　　记者从中国证券业协会上查到，在这家基金公司工作期间，袁健去年12月份获得证券从业资格证。

　　虽然上周五这则消息即铺天盖地的开始了传播，但从那时开始，《每日经济新闻》记者的调查就一直没有进展。更多的回应则是”都是网上传的“，”应该不存在的“……

　　不过，随着记者调查的不断深入，这则看似好像有些空穴来风的消息却得到了最终的印证！

　　昨日(3月15日)，《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首先致电了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还未等记者将网络上传袁健“自杀”一事说明后，该学院一工作人员一听记者提到“袁健”的名字，话语间立即有些警觉。当记者说想了解袁健在学校时的情况时，该人士均以不方便回答回应，说道：”出于对袁健的尊重，均无可奉告。“随后便挂上电话。

　　随后，记者向这家排名前10的基金公司进行了致电，当听到记者问及袁健时，公司相关人士也开门见山地向记者表示，“我们出于曾经在公司工作或者实习人员的尊重，公司不予置评。”

　　在上述两相关人士模棱两可的回答中，可以说是已经间接证明了袁健自杀的事实。最后，记者从一位了深圳圈内人士口中得知，袁健是跳楼自杀。“他自杀可能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先后在两家基金公司均未过试用期时，就被PK掉；另一个是感情原因。这些对他产生了很大打击。”上述人士告诉记者。

　　记者从相关渠道获悉，袁健是2009年7月从北京大学汇丰学院毕业，金融学硕士，学习比较优秀；毕业后先后在两家基金公司做研究员，此人性格比较内向。

　　幕后元凶

　　末位淘汰制度？

　　至此，记者对此事件已经看出些眉目：这位自杀的研究员，去年刚从北京大学毕业，先后在两家基金公司求职；这位工作不到一年时间的高材生，在基金公司严厉的考核制度和淘汰制度背景下，却都是在未过试用期就离开公司，基金公司的考核真有如此的残酷吗？

　　“压力确实很大！”这早已成为了基金业内的共识。

　　“面对公募基金之间的激烈竞争，基金公司内部也必须建立一整套考核体系，如果不能保证投研团队效能的充分发挥，那我们将面对怎样残酷现实，也就不用多说了。”一位大型基金公司的高官如此表示。

　　对于基金经理来说，最为直接的就是排名压力。这将致使基金公司偏重于短期业绩评估，形成自上而下的传导。对基金经理的考核也是由公开业绩和行业排名来决定，这种惯例直接打造了“末位淘汰”的严苛制度。

　　基金经理考核的严格，研究员同样不能避免。有报道称，自2009年以来，不少基金公司对研究员也制定了严格的考核制度，并强制执行末位淘汰机制。目前，很多基金公司都建立起了对行业研究员末位淘汰制度。如国内某大型基金公司在2009年对其研究部门进行团队重组，淘汰了4位研究员，淘汰率超过10%。

　　考核体系

　　虽有不足，总体完善

　　显然，袁健之死的备受关注，显然和基金公司严格的考核有所关联。这是否就说明基金公司的考核体系存在问题？对此，《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也进行了详尽的了解。

　　据记者对一些基金公司的了解，目前基金公司对研究员的考核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侧重于观察模拟盘的表现，另一种是通过基金经理打分来考核。

　　对于基金经理打分的这种考核制度，基金经理对研究员的打分占一部分，研究员撰写报告的数量和质量占一部分，其余的部分是研究部领导和合规部门对研究员日常工作的考核。研究部的定位是为基金投资提供决策支持，因此考核更注重研究员对基金净值的贡献。举例而言，虽然研究员推荐的某只个股涨幅并不大，但其给基金经理提供最新的信息，帮助其规避掉风险，也可以得到较高的分数。

　　另外一种跟踪研究员建立的模拟盘表现则更注重定量考核。一般基金公司会规定，研究员只能买入其所跟踪行业的公司，而且这些股票必须在基金的股票池内。投资组合的品种可以每天更换，但全年换手率不能高于200%，同时组合的底仓不能低于80%，单一股票的持仓量占总市值的比重不能超过30%。由于每个行业的表现会有差异，基金公司考察模拟盘的表现，一般以研究员跟踪的行业指数为比较基准，重点考察研究员构建的组合与行业指数表现的偏离度。

　　显然，通过以上两种方法的比较我们可以看出，模拟盘的优势是定量化，但劣势在于研究员需要投入大量精力构建和调整组合，没有足够的精力为投资服务。而基金经理打分的不足是带有个人主观性，不一定能客观衡量研究员的实力。不过，它有利于促成研究和投资的合力，让研究更好地创造价值。

　　“虽然目前业内使用的两种方法都有一定的缺点，但总体来说还是比较科学的，”一位基金界的资深人士如此表示，“从目前来看，虽然不少基金经理出现了流失，但不少研究员能够挑起大梁，还是说明这些考核制度还是行之有效的！”

　　随着众多大腕、牛人“公转私”，基金经理供给捉襟见肘已是不争的事实，而如何能够让研究员尽快成熟上岗，显然已是目前公募基金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记者观察】

　　研究员“血案”引发的思考

　　记者在上周五得知这则消息时，感到非常震惊和惋惜。作为一个年轻的研究员，即便不选择这个行业，可以有很多退路。为什么一定要走上轻生这条不归路呢？

　　基金行业的考核、淘汰制度都很苛刻，甚至残酷。从基金经理到研究员，面对的压力确实很大。一位基金公司投资总监与记者聊到此事时说，听到这个消息他也很遗憾，但这个行业就是一个高压力行业。自己身在其中，也是感同深受。但每个人的心理状况和工作态度都是有区别的，也跟个人的心理承受能力、对待职业的态度有关。

　　然而，记者在感情上在同情这位研究员的同时，也清醒地认识到，这些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颇高的人们，肩上担负着对基民的信托责任，肩负着社会的福利，为此，他们理应承担更多责任。基金公司在对基金经理、研究员严格的同时，就是对千千万万的基金份额持有人负责。

　　一些公募基金“牛人”纷纷离去之后，基金经理的队伍越发年轻。“娃娃兵”、“新生”的上阵，凸显了目前整个基金业的尴尬。在基金管理人越来越缺少经验的情况下，假如这个行业不进行“残酷”的考核制度，又如何能做到真正对持有人负责呢？不管是基金经理还是研究员，不经过千锤百炼和炼狱式的苦练，如何能够承担压力？如何能够负担基民的信托责任？

　　感叹的同时，或许我们更需要的是冷静和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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