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娟 宋飞

　　一边被公认为是高收入行业而颇受质疑，一边是高压力、严监管下人才流失日益加剧，基金行业股权激励在越来越激化的矛盾中两难。

　　两会期间，政协委员、交银施罗德基金公司副总经理谢卫的一纸提案再度将基金公司的股权激励话题推到舆论的中心。

　　业内疾呼的不只谢卫一人。2009年底以来，华夏、博时、易方达等大型基金公司的高管步调一致地谈起了股权激励。

　　合力呼吁

　　2010年2月，华夏基金老牌明星基金经理孙建冬宣布离职并将进入私募领域；不到一个月的时间，1998年即加入基金业的博时基金副总经理李全转入保险行业的消息再度传出。

　　正是看着越来越多老同行的“出走”，作为基金行业唯一的政协委员，谢卫首份在两会上递交了一份有关基金行业的提案——《关于探索基金公司股权激励机制的提案》。

　　谢卫认为，基金业快速发展至今，最关键的人才问题没有有效解决。

　　Wind统计数据显示，2009年共计有38家公募基金公司发生了98起高管变动，共有150只老基金变动基金经理。多数基金的现任基金经理管理基金的时间越来越短。

　　其实在谢卫之前，华夏基金总经理范勇宏近期也多次在公开场合谈到股权激励问题：“如果没有制约机制，股东一变，管理团队就变，基金经理缺乏长期职业规划，基金公司也很难实现长远的发展。应该形成一个制度，让优秀的人才愿意长久做下去，把基金业当作自己一辈子的事业。”

　　范勇宏的观点引起了很多同行的注意，被认为是基金行业 “老大哥”的华夏基金面对人才流失也有些显得坐不住了。基金行业中，无论大小公司，都在为这个共同的话题所苦恼。

　　“大锅饭没有前途，公募基金比不过私募。”“由公转私”的上海从容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掌舵人吕俊则在叫板他的老东家们。他称，目前公司的投研人员全部来自基金公司和券商，员工知道自己何时、何种情况下能够分享公司利润，其劲头是在公募基金无法比拟的。

　　博时基金总经理肖风曾笑称，“说实话，到了12月，基金公司老总就要犯愁‘把奖金发完了，谁又该走了’的问题。”现在肖风的观点依然没有改变，他认为，股权激励一直是行业的呼声，《基金法》目前正在修订过程中，如果把私募基金写进去了，自然会把自然人持股、员工持股放进去。

　　易方达基金一位高管也表示，谈“激励”并不是简单的为了利益，基金公司依靠的是人力资本，更需要让人才培养有效化，基金公司需要人力资源配置的权利。

　　老话新说

　　其实，2005年底，监管层和基金公司就曾探讨过基金公司股权激励的办法。2007年业内一度认为能推行试点。

　　最早考虑做股权激励的是博时基金，南方基金还曾将目标定为“2008年将升华管理积极促成股权激励落实”，嘉实和易方达当时都被认为是可能的试点。

　　但是，2008年的金融危机让股权激励石沉大海，金融机构从业人员高收入在国内外都受到争议，而国内基金业被公认为高收入行业，尤其是在市场下跌阶段，投资者遭受损失时对其股权激励更为抵触。2008年7月，财政部专门下文叫停国有控股上市金融企业股权激励。

　　银河证券基金研究中心研究总监王群航则认为，不一定要拿公募基金和私募基金的股权优劣作对比，基金经理出走，一方面是个人职业发展规划的需求，一方面也碍于公募制度设计中对于基金经理自身买卖股票的禁令，无法投资于自己所擅长的领域。

　　也有基金公司高管认为，部分放开从业人员投资股票的限制也是稳定人心的方法之一。一些基金公司也在试图通过改善考核体系和培养计划来留住人才。

　　谢卫对关于探索基金公司股权激励机制的建议是，先行试点，新老并重，先易后难等。

　　但基金公司高管们的大声疾呼能否有效则需看监管层的表态。

　　“基金公司股权激励短期内是否可行并不重要，现在还是在一个凝聚共识的阶段，达成共识比什么都重要。”谢卫称。

　　来源：经济观察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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