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笔者从一颇为权威的消息来源听说，国内重量级私募——重阳的管理规模已达50亿，赶得上一家小型的基金公司，而这“赶英超美”的迅猛之势不过是在近一年才发力的。几乎是同时，笔者又听到一个惊人的小道消息，传某重量级公募基金公司总经理也要投奔私募。两则消息无论虚实都传达出一个很明确的信号：私募很强大。

　　私募如此强大的助力直接来自营销的公募化。近期，媒体频繁报道阳光私募与银行联姻的消息，因此，很容易把“银行卖私募”简单理解为“公募化”。事实上，问题不在于银行卖私募，而在于银行怎么卖私募。银行卖私募的流程大致如下：银行以私人银行“理财产品”为依托招揽投资人，再将这一“理财产品”以单一投资人名义委托给信托公司。就这样，在银行“理财产品”的帮助下，私募轻松地跨越了“200人上限”的障碍，也完全有能力把“每份合同20万元”下限向下破突。因为银行理财产品既没有人数限制，也没有硬性的金额要求。

　　当笔者惊诧于私募这种“向上”和“向下”的突破时，被一句反问问得哑口无言：“谁说私募投资人就不能超过200个的？我们只是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以信托的形式出现，才‘从’了这个‘200人’的规定的！”

　　既然人数不是问题，那推广方式是不是个标准呢？在笔者试图重新定义私募的概念时，发现模糊公私界线并不是阳光私募的独创，公募基金公司同样是始作俑者。从专户“一对多”业务开闸以来，“一对多”就是个“怪胎”：公募的宣传推广手段，私募的信息披露，说得准确点，连私募的信息披露都不如。

　　在从事公募基金新闻报道十多年后，突然发现自己竟然连公募私募都还分不清，或许这就是一个模糊界线的时代，不需要分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