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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勇宏:公司治理是重中之重

  证券时报记者 杨 波

  编者按:在中国基金业近几年的高速发展中,一些问题开始浮出水面,如高管频繁变动、明星基金经理频频公转私等,这些问题不解决,势必对基金业的长远发展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为此,本报特邀请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范勇宏,就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剖析。

  中国基金业已经过了初步的跑马圈地阶段,基金业在大发展的同时,也积累了相当多的问题。您认为,现阶段基金发展的最重要问题是什么?应该如何解决?

  范勇宏:十二年来,中国基金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不仅在国内资本市场上扎根成长,还拓展到国际资本市场的大舞台,在实践中,培养出一大批优秀的资产管理人才。目前,60家基金公司管理的基金数量超过500只,管理资产规模达到3万亿元,为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所做出的贡献有目共睹。千千万万的普通投资人通过投资基金,获得了良好的回报,仅华夏基金一家累计分红就超过410亿元。

  同时,我们也清醒地看到,在基金行业快速发展中,也暴露出一些问题,例如基金公司管理层变动频繁、基金经理流失等等,这些问题的核心实际上是公司治理问题。公司治理这四个字看起来很简单,但内容非常深刻,意义十分重大。公司治理问题影响着公司和行业发展的方方面面。可以说,建立科学的公司治理是公司和行业实现可持续发展,进而做大、做强的先决条件。如果没有科学的公司治理和相应的制度安排,基金业或许可以做大,但很难做强。

  在公司治理问题上,我们一定要学习和借鉴西方发达国家资产管理行业成功的模式和经验,探索我国基金行业发展的客观规律。只有尊重客观规律,才能建立符合资产管理行业特点的公司治理结构。

  一个突出的问题是,许多基金公司的高管都不知道自己今年干了明年在哪里,这一届干了下一届在哪里,这种状况会否严重影响公司的发展?

  范勇宏:基金行业发展较快,机会较多,人才的合理流动是正常的。但流动太频繁就不正常了。现在的问题是,无论对于高管团队还是基金经理,还没有很好的机制可以让他们长久做下去。

  股东一换,高管地震,已经成了一种常态,因为股权决定管理团队。一家基金公司的资本金通常为一个亿,但这一个亿往往决定一家基金公司命运,进而影响到千百万持有人的利益。持有人把上百亿、上千亿的钱交给基金公司打理,却不能用手投票,如果遭受损失,只能用脚投票,被动赎回离开。没有基金持有人,就没有基金公司。如何让基金持有人参与公司治理,更好地保护其合法权益,是基金业需要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

  应该建立科学的治理结构,让广大的基金持有人参与进来,这样才能建立一个各方利益均衡的科学治理架构,才能切实保护投资人的利益。

  那么,我们应该建立一个怎么样的基金公司治理结构?

  范勇宏:这方面,我们必须尊重西方资产管理业近百年的实践,学习他们的成功经验,汲取他们失败的教训。中国基金业只有短短十二年的历史,我们在产品设计、投资技巧等方面都很快地学到了西方很多先进的东西,而且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但制约基金业发展的核心问题—公司治理仍在探索中,尚未很好地解决。

  资产管理行业是个以“人”为核心竞争力的行业。我们必须尊重资产管理行业的这个特点,建立以人为核心而不是以股本为核心的治理结构,基金行业才能长久健康发展。既然资产管理行业是一个经营“人”的行业,公司治理必须真正体现以人为本的原则。

  您刚才提到以人为本的原则,股权激励是否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范勇宏:股权问题是公司治理的重要问题之一。谈到股权问题,很容易被误解成争利益,其实利益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要建立良好的互相制约的公司治理制度,保证基金公司长期、可持续发展。如果没有制约机制,股东一变,管理团队就变,基金经理缺乏长期职业规划,基金公司也很难实现长远的发展。

  给员工股权的真正意义,是建立起能够吸收并保留人才的长效机制,将优秀的基金经理留住,并使其长期为千千万万的老百姓理财服务。就资产管理行业而言,投资知识和经验都积累在个人的身上,培养出一个优秀的基金经理,需要很长时间,付出很大代价。既然拿散户的钱锻炼了基金经理,就应该把基金经理的知识和经验积累都留在公募基金,继续为散户服务。因此,应该形成一个制度,让优秀的人才愿意长久做下去,把基金业当作自己一辈子的事业。

  当然,客观地讲,股权激励绝不是万能的。美国大部分基金公司是合伙制,基金公司的发展却是千差万别,有的发展很好成了百年老店,但也有不少倒闭被淘汰出局。中国目前的私募基金都是私人的,股权清晰,激励机制也很好,发展得有好也有坏。所以,公司治理不仅是公募基金面临的问题,也是私募基金面临的挑战。

  制度的改变是否已经很迫切?

  范勇宏:前面提到,十二年来,基金业发展很快,取得的成绩很大,这是举世瞩目的。在取得这么大、这么好成绩的同时,我们更要未雨绸缪,居安思危,将我们的公募基金做得更好。

  有三个方面问题是我们不容回避的。首先,目前中国的基金业还是一个特许经营的管制性行业,可以设想一下,一旦放开管制,市场上出现几百家乃至上千基金公司,将会是什么样的局面。其次,中国基金业是相对封闭的还没有完全开放,但在金融市场日益国际化的大背景下,开放是迟早的事情,一旦开放让外国资本自由进出,受到的冲击将不可估量。此外,私募基金进步很快,如果有相关政策扶持,私募的发展速度将更快。不难想象,好的私募基金规模会赶上并超过一些公募基金公司,这是非常可能的。这对公募基金也会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三个问题或早或迟一定会出现,市场格局也一定会因之发生变化。制度是生产力,要应对未来可能的变化,我们必须及早改革,尽快建立起有利于公募基金发展的科学制度体系。公募基金发展好了,成千上万的普通投资者也受益匪浅。

  毫无疑问,基金公司的股权是有垄断溢价的,应该怎么解决这一问题?

  范勇宏:解决这个问题的有效途径之一,是将基金业的市场化与股权激励同时放开。

  公募基金更需要 优秀的基金经理

  “还是会有很多人选择留在公募基金,为千千万万的老百姓理财。比起富人来,老百姓的钱少,更需要保值增值。能够为他们创造财富,我认为是价值更高、意义更重大的事情。”

  “富人需要优秀的投资经理,成千上万的老百姓更需要优秀的基金经理。”谈到倍受关注的基金经理“公转私”,范勇宏开宗明义地说,“他们中很多人从学校毕业,在公募基金干上七八年、十来年,有了投资经验,有了知名度和号召力,却纷纷离开了培养他们成长的公募基金行业。这不能不说是公募基金行业的重大损失。”

  谈到这个话题,范勇宏深有感触,“资产管理行业还有什么比人更重要的呢?虽然资产负债表上查不到团队的价值,也没有体现人才的价值,但实际上人才是一家基金公司最核心的价值。我刚才一直强调要建立科学的治理结构,就是为了将优秀的人才留在公募基金。”

  范勇宏认为,应该辩证地看待基金经理“公转私”的问题,“现在一谈到股权激励,一谈到基金经理‘公转私’,就好像只跟钱有关,这种说法其实是将基金经理庸俗化了。有相当一部分基金经理不只是为了钱,而且为了实现自己的投资理想,实现自己的投资价值。有些基金经理的投资理念不容易在公募基金投资中实现,有些基金经理的投资风格不一定适合在透明度较高的公募基金中做,也有些基金经理喜欢更大的自由度。人各有志,在很多情况下,实现自己的理想要比挣点钱更重要。”

  范勇宏同时表示,“但还是会有很多人选择留在公募基金,为千千万万的老百姓理财。比起富人来,老百姓的钱少,更需要保值增值。能够为他们创造财富,我认为是价值更高、意义更重大的事情。”范勇宏认为,人的价值并不能简单用钱来衡量。他回忆起八十年代曾流行过一句话:搞原子弹的还不如卖茶叶蛋的。他觉得当时一个教授,辛苦一辈子,收入很低,但很多人没有因此轻易放弃教授这个为社会创造更多价值的职业,而为了赚点钱去卖茶叶蛋。

  “人生还有比钱更重要的东西。”范勇宏表示,这是一个人生取向与价值观的问题。“就像一名记者,选择在哪里工作,也不简单是看钱吧。他也会考虑在哪一个平台上,更能实现自己的价值,这个价值并不仅仅是用钱就能衡量的。中国已成为世界经济大国,但中国基金业在全球资产管理行业仍微不足道。这与中国经济大国的地位极不相称。一旦资本对外开放,中国的机构投资者将无法与国外同行相抗衡。中国需要有世界一流的基金管理公司。”

  关于公募与私募,范勇宏打了一个形象的比方,公募基金像大超市,而私募基金像专卖店。“两者定位不同,社会价值也不同。”范勇宏说,“私募基金需要优秀的基金经理,公募基金更需要优秀的基金经理。”

  “基金不仅仅是一个理财工具,基金业也不只是一个人的事业。”范勇宏最后总结道,“我们应该树立正确的认识,站得更高看得更远。我们不仅要为国民创造财富、为资本市场健康发展尽一份力,更应该强调基金的社会责任,把资产管理行业真正融入国民经济发展的大局中,服务于中国经济大的战略,引导社会上的资金投入到国民经济重点发展的行业和企业,充分发挥基金在市场配置中的优化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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