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易非

　　一年又去，一年又来。

　　参加第八届中国证券投资基金国际论坛的嘉宾们，心情可以说与一年前完全不同。一年前，多数人还在探讨经济是否会二次探底，一年后，几乎所有人都相信，类似于“迪拜债权危机”这样的突发性事件，只是全球经济复苏中的一次小小震荡而已。经济复苏态势已经明朗，与经济发展历来和谐共振的共同基金正迎来好日子。

　　但身处其境，所见所闻，基金人士，均有创新之渴。渴在哪里？首先是希望打造一双“金手铐”，牢牢地“铐”住高管以及投资管理人才，让他们为广大基民资产的保值增值殚精竭虑，让基金经理们的频繁流动成为过去时。在这次会议上，基金高管持股的呼声再起，这似乎是一条让基金经理们军心稳定的良策，但年年论坛年年讲，实施此道，或许仍然任重道远。

　　其次是期待放开对基金经理的个人投资管理，但强调完全的公开、透明。美国的共同基金投资人员可以自己投资，甚至还可以帮七大姑八大姨炒股，但是请注意，他一定要向其所供职的基金公司报告他有影响力的这些账户，如果在公司下单，公司电脑会在几秒之内显示其下单的股票是否与公司的股票池有冲突。类似的规定还有很多。

　　一面是放开其合理的投资要求，另一面则是严控违规之举，一旦被公司发现违规，辞退是必然的结果，而这也代表其职业生涯的结束。中国的基金人士多数羡慕这样的制度安排，否则他们的薪水越高，内心越轨的冲动也许会更大。但更多分析人士担心的另一个问题是，在中国信托文化尚没有形成之时，这样的制度创新胜算又有几何呢？

　　基金业务上的创新显然比市场想像的要快。比如，明年或会放开基金审批，一家公募基金以往一年最多会发3个新产品，明年也许可以发上5个，这对基金公司以及基民来说都是重大利好。产品数量上最大限度的放开，将打开基金产品创新空间，给予广大投资者更好的选择。

　　此外，ETF接下来会越推越多。ETF的频繁推出或许会让基金行业的人才忧虑变得不是那么紧急。根据有关统计，到今年11月底，指数基金被动投资的年收益率大都超过了70%，而偏股型基金的收益率大都在50%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