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基金公司讲政治不是为了爱国就不要市场

　　于颖

　　基金要“讲政治”，此话没错，但此“讲政治”非彼政治，而是要求基金经理从社会全局角度来深化认识经济运行的规律,遵守法律契约意识，维护投资者的利益。基金经理是代理人，他没有权力拿持有人的钱去讲托市意义的政治。

　　如“327国债”般，“5•30”注定要被载入中国证券史。

　　上年的这天，因为突然上调了股票印花税而引发了长达一年的旷日之争；2008年的这天，署名钟正的“树立大局意识，维护市场稳定”一文，被中证报安排在5月30日的头版头条刊出，便使得这个日子更加与众不同了。

　　以此种署名方式发表头条文章，特别容易让人联想起上世纪的“梁效”。然彼时的“梁效”无人敢批，而钟正的文章则引来了一堆的质疑。中国实在是进步了。

　　“发展是第一要务，稳定是第一责任”，基金公司“要认识到维护稳定的重要性，要有大局意识和政治意识”。该文说得没错，广义地理解，岂止是基金经理，每一个人都应该讲政治、顾大局，否则就会出问题。

　　王石因为少了点大局意识，或说没看清全局，结果惹了大麻烦。 “赈灾慈善活动是个常态，企业捐赠活动应该可持续，而不成为负担”，这话一点没错，但王石错了，错在没有大局意识，所以招骂。显然，在没有搞清灾害程度时用一般意义的慈善概念套用对一个特大灾害的拯救，会伤了所有人的心，毕竟8级大地震不是一个地质常态，也没有哪个国家经常一夜之间数万健康人毙命，还有那几十万的伤者。

　　“万科捐款200万是合适的，”也许，万科内部有规定，王石理应在授权范围内行事，除非王石个人自掏腰包。从微观上讲，万科捐多少是万科的事儿，别人没权力非要求人家多捐。但王石又错了，爱心本无价，人们只能鼓励捐助、量力而行，何来“合适”说。说此话时的王石也太没大局意识了，那些比万科利润低但捐款远远超过200万的民营企业家是不是做了“不合适”的事儿？证明自己时不小心骂了别人就不对了，人家可是拿出真金白银去帮助那些并不相识的受难者呀。

　　其实，姚明最初也只捐了50万，后来发现灾情严重又追加捐款，很多企业包括外国政府也是如此，所以即使说错了话，王石还有很多机会来弥补。

　　面对重大自然灾害，受灾者无力自救，只能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这是人类至高无上的大爱。但这种无私的爱也需要爱护，不能随意浪费。所以，断不能把证监会有关负责人要求基金公司讲政治、顾大局理解成在股市下跌或股灾时献爱心，不减仓甚至买“爱国股”。

　　此前，有海外媒体报道说，王岐山在考察工作时告诫，基金经理也要“讲政治”。因为媒体并不是用双引号标明引用的是他的原话，所以很难断定王岐山所言意味着就是要求基金经理在大盘不好时大举买入股票托市。以王岐山在金融界的经历及对经济学的熟知程度，可以清楚地看到他对经济规律和市场规则并不陌生，深谙基金经理与基金持有人之间的契约关系所确立的法定责任，不大可能要求基金承担稳定股市的责任；他所说的讲政治，应该是一种原则。

　　在股市这个特定的市场上，稳定是个很复杂的概念。什么叫稳定？只涨不跌？涨涨跌跌？只跌不涨？数学上定义股指稳定性的话，不跌也不涨、斜率为零的直线可能是最稳定的，至少是钉在那儿了。但这好像不是管理层要的稳定，似乎没有人给出一个稳定的准确定义。而股市的基本功能是优化资源配置。在这里，充分体现的是经济规律、法律意识、契约责任。不能也不应该赋予基金公司稳定的责任，如同不能给慈善行为定价一样，也不能给经济行为套上慈善的框框。基金经理是代人理财，他没有权力拿持有人的钱去讲托市意义上的稳定。如果非要以买股票的形式表示爱国，也只能由持有人自己决定。

　　如果讲市场规则就涉嫌不爱国，那朱民就死定了。

　　汶川大地震后，银监会要求各商业银行对因地震造成的坏账“买单”。而一向谨慎的中国银行副行长朱民，竟敢在大灾之后讲出：个人房贷仍要继续偿还，对于“房在人不在、人在房不在”的两种特殊情况，前者要定残值、后者要看是否有其他资产用来偿付；企业贷款也要视未来的生存能力和还款能力来判断。朱民意在不能匆忙将震区受损资产一笔抹掉。没人骂朱民的“斤斤计较”不人道、不人性。绝大多数中国人是理性的，知道朱民没有权力拿中国银行所有股东的钱去表示对灾区的关心，遵守商业规则是基本的原理，更是顾全大局的具体表现。

　　(作者为《证券市场周刊》常务副社长兼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