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过标普500的华人基金圈：三张面孔一程巅峰

　　见习记者　黎敏奇

　　对冲基金，这是一群把华尔街投行看成“小巫”的“大巫”。

　　“如果你为对冲基金工作，并且赚到钱的话，大型投资投资银行董事长一年6000万美元的收入是比不过你的。”1月13日，一位在美国对冲基金工作了5年的资产组合经理(Portfolio Manager)表示。而他却是一个华人。

　　由于华人在复杂数学上的天赋，美国基金业这个江湖，渐渐出现了一个子集——美国基金业中的华人圈。踏入这个圈子的人，大部分都在国内读过本科接着赴美深造，毕业时稍作修补就在华尔街四处敲门投简历。

　　“当次按危机尘埃落定时可能已经失了10万个工作岗位。”1月16日，美国最大的华人对冲基金前沿基金(Fore Research　＆　Management)创始人黎彦修在国际电话中表示。但由于在模型上不可替代的作用，华人仍牢牢地占据着对冲基金经理人的一席之地。

　　“中国人在华尔街还没有超一流的基金经理。这只因为时间还不够长，在华尔街做得最久的中国人恐怕入行也只有10多年。”前述对冲基金人士表示。

　　“这个圈子有多大还真不好说。”American Century Investment共同基金的投资组合经理(Portfolio Manager)邹飞说，“在美国金融领域的华人还是有一些的，尤其是近些年。从2004年开始，进来的人蛮多的。因为2001年到2003年，美国经济都是在走下坡路的，但2004年经济开始复苏了。”

　　邹飞说，目前国内的公司招募QDII基金经理，提出的要求是“3＋1”。就是在1个投资团队中，必须有3名在海外基金业有3年工作经验的基金经理、加上1名有5年工作经验的基金经理。“这个‘3’还比较好找；这个‘1’就很难找了。在美国有5年基金工作经验以上的人不是特别多。”

　　派系之别

　　这个江湖分为共同基金和对冲基金两个帮派。

　　“共同基金需要在美国证监会(SEC)注册登记，而对冲基金则没有此项要求。共同基金的投资者进入门槛比较低，而对冲基金的平均门槛是100万美元。”被称为基金引路人(Fund Guide)的Dustin Woodard表示。尽管Dustin Woodard是一个强烈的共同基金支持者，他还是很中肯地比较了共同基金和对冲基金的不同。

　　“对冲基金是有限投资者结构，投资者人数不能超过499人。而共同基金则对更大范围的公众开放。”Dustin Woodard表示，“对冲基金可以很灵活地做空，可以使用很高的杠杆；而即便是最灵活的共同基金，最多也只能有30%的利润产生于空头。”

　　此外，共同基金的管理费用是由美国证监会(SEC)规定的，分红比例较少，“比如我们的基金分红比例就只有1.5%，而对冲基金通常收取2%的管理费，加上20%的利润提成。”邹飞说。

　　邹飞做的就是共同基金，“对于我们来说，你能拿多少钱回家是看你的业绩超过了基准线(bench mark)多少。我们的基准线是标普500指数，如果回报率低于标普500，就不用指望奖金了。”

　　由于分红比例的不同，“对冲基金比较鼓励冒险，因为如果你做得好就可以得到很多钱，而亏了最多失去工作。而共同基金看得更长远，我们每年的奖金是和你三到五年的业绩相关的，当年的业绩比重并不是很大。如果你今年损失惨重，那将影响三到五年的收入。”　邹飞说。

　　学物理、做金融

　　1990年代开始，到美国读本科的中国人就多了起来。MBA、PHD、会计学、金融学、物理、工程专业的学生都大量涌入美国金融界。

　　邹飞表示，“这些学生大多数先从券商、银行等证券的卖方开始做，中国人在卖方中做的比较多。而买方是指基金、机构资产管理等证券的买方。”邹飞说，“买方人员比较稳定，会做得比较长久。特别是共同基金，做了超过20年的不在少数。不像卖方，做两三年就会跳槽，流动性比较大，不断有工作机会空出来。所以大多数人都是先在卖方的银行工作，再找机会跳到买方来。当然，这也说明为基金或机构资产管理公司工作的人更加满意自己的工作。”

　　而由于游戏规则的不同，对冲基金的人才流动性相比共同基金要大很多。

　　“老一辈在华尔街工作的中国人，都是在国内读了本科或者研究生，到美国再继续攻读PHD博士学位。这时候他们读的还常常是物理或者化学专业。于是，又转修另一个金融学或者相关专业的博士学位，入行的时候已经年过30了。接着从基金公司最低端的分析师做起，逐渐往上做，直到有了自己的团队，管理一笔钱的投资。顺利的话，在每年年末的时候再搬几箱钞票回家。”邹飞说。

　　“最大的华人基金”

　　邹飞口中的老一辈，指的是现在年过40，于1980年代初期考进位于合肥的中国科技大学，而现在混迹于华尔街那一批人。

　　黎彦修，就是这群老一辈中的一员。

　　他是中国科技大学82级的本科生，1987年从科大数学系研究生毕业。1988年赴芝加哥大学(University of Chicago)攻读统计学博士学位，后转读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黎彦修说：“我1991年第一次离开校门，想到华尔街实习。所以我就买了一套西装，挂了一个领带到处敲门，很幸运，美林证券让我做了市场分析师。”在美林证券做了3年的分析师，在第4年终于如愿以偿成为金融衍生产品交易员。1995年去第一波士顿工作了一年。1996年多伦多的加拿大多明尼安银行　(Dominion Bank of Canada)对黎彦修开出了诱人的价码：允许其独立管理一部分资金，并且在年底结算时利润分成标准为7：1。加拿大多明尼安银行让黎彦修负责管理该银行的美国的证券衍生产品交易业务，该部门成立的时候只有他一个司令。

　　在该工作银行六年间，他管理近10亿美元的资金。每年的业绩成长都在20%以上。六年，他为银行赚了近10亿美元。即便他缴纳35%的联邦税和十几个百分点的纽约税，按照分成标准，这六年的积蓄也足够他在2003年另辟山头成立自己的前沿基金(Fore Research　＆　Management)。

　　2003年，他带着加拿大多明尼安银行的原班人马成立前沿资金，作为最大的股东投资3000万美金。截至2007年末，前沿基金总资产已经超过20亿美元，他自称“是目前最大的华人基金”。

　　目前，前沿基金在伦敦、香港和北京设立三个办公室，全球员工近50人，其中20人是分析师。黎彦修说，“50人的团队就有20人是分析师，才可以保证我们有自己的主见，不会人云亦云。”

　　共同基金的“逃学王”

　　作为共同基金华人圈的一员，邹飞的经历也颇为传奇。

　　邹飞说：“我最早是在对外经贸读了两年，后来有机会到美国继续读本科的后两年。最后拿的是美国大学的本科学位。由于成绩在年级排前1%，本科毕业继续申请PHD，收到了哥伦比亚、明尼苏达等大学的奖学金。不过最后还是去了奖学金最多的德克萨斯大学。”

　　稍后的一批新华尔街中国人，有一个相似的爱好就是逃学和退学。

　　邹飞读的是金融的PHD，“金融专业每年控制得很严，一般一个学校就录取四五个人。”他的研究专长是市场失灵。“我读了不久就发现，我的兴趣不在学术研究。我做的东西对投资实践可能更有用一些。我在学校呆了3年，把所有的课上完，论文没有写就跑出来了。”

　　“我当时觉得，既然不想做学术又何必在学校苦熬。”邹飞说。

　　尽管高盛也给出了offer，他还是选择了位于旧金山附近的American century investment。“我觉得论文给我很大压力，现在这个公司让我做的事情和我的学术研究最接近。我们公司在加州，在西海岸，不像东海岸压力那么大。如果在纽约，每天早上七八点上班到晚上七八点，下班我就没有时间干别的事情。而在西海岸，每天6点钟上班，三四点就可以下班。”

　　“我下班就去健身房拼命锻炼一两个小时，把脑力的疲劳转换为身体的疲劳。吃完饭，7点钟马上回到公司，写论文，12点钟回家睡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