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冲基金：超级投机者

　　从宏观经济的层面上看，对冲基金通过对商品期货和外汇的投机，对全球范围的国家财富流动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力。全世界专门从事商品投机的对冲基金规模高达1830亿美元，考虑到期货交易的杠杆效应，它们的实际能量超过1.8万亿美元。再加上可以投资商品期货的“多策略对冲基金”(Multi Strategy Hedge Fund)，投机者对重要商品价格的影响力甚至超过了生产者和消费者。

　　在著名基金经理罗杰斯发出“商品市场有十年大牛市”的预言之后，更多的基金经理义无反顾地投入了热门商品投机的浪潮。2007年，多种重要商品的价格达到或接近了历史最高点：石油突破每桶100美元，黄金突破每盎司800美元，铜价一度超过每吨10000美元，燃料油、天然气、铝、铅和其他工业金属的价格也出现剧烈波动。虽然商品价格上升受到了美元贬值和发展中国家经济过热的影响，投机者的热情也是至关重要的因素。以石油为例，北海布伦特原油的价格从2006年初的每桶60美元涨到2006年夏天的80美元，在2007年初暴跌至约55美元，此后缓慢回升到70美元，今年9月以来则暴涨到近100美元，如此剧烈的波动不可能完全由现货市场的供求关系来解释。根据纽约能源对冲基金中心(Energy Hedge Fund Center)的统计，约有200家对冲基金对原油、燃料油和其他形式的能源产品进行大规模投机，对冲基金等投机者占据整个北美能源期货市场的28%，交易量则在过去五年内增长近200%。美国最大的石油精炼商之一——特索罗公司(Tesoro Corp.)的首席经济学家认为，原油价格本来应该是每桶60美元，但对冲基金等投机者却利用政治经济的不稳定性，把它推到了90美元。在次级债危机爆发时，许多对冲基金不得不抛售原油以补充现金，现在它们纷纷返回市场继续进行投机，这使得原油价格的波动性更加剧烈。

　　长期暴涨的商品价格，是俄罗斯、澳大利亚、中东各国等自然资源出口大国的福音，却使中国、日本等自然资源进口大国付出了沉重代价，美国经济也受到了一定的影响。商品价格上涨还带动了自然资源类企业的股价上涨，石油公司、钢铁公司、矿产开发公司成为了投资者的新宠儿，必和必拓、米塔尔乃至中国石油都是资本市场的受益者。此外，太阳能、风力能源、核能和清洁煤等“替代能源产业”也随之发展起来，仅仅中国内地的太阳能企业就有十多家在美国上市成功。作为投资者，对冲基金经理的职责只是为客户谋取最大利益，但他们的交易行为却给全球财富流动带来了深远影响。俄罗斯和东欧各国经济的复苏，中东各国经济的强劲增长，非洲投资热潮的兴起，乃至近年来自然资源类企业的兼并重组风潮，都是商品价格暴涨引起的连锁反应；当对冲基金经理们对能源、贵金属、基本金属和农产品等商品期货合约进行投机的时候，他们实际上推动着一次全球经济体系的重新洗牌，也刺激了新技术、新材料、新能源的崛起，给整个人类的生活方式带来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在外汇产品方面，对冲基金活跃地进行现货、远期合约、互换合约和一系列其他复杂的衍生品交易，对各国宏观经济和货币政策进行各种赌博。美元汇率的暴跌，日元汇率的回升，以及人民币面临的升值压力，都有对冲基金的一份贡献。按照中国媒体的惯用词语，它们代表着所谓的“国际热钱”。当然，相对于各国政府和监管部门的力量，对冲基金的实力仍然是薄弱的，它们只能在关键时刻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或者顺从已经形成的趋势，以实现经济利润最大化。任何对冲基金经理代表的都是客户资本的利益，与传说中的所谓“国际金融战争”有本质的区别。

　　经过几十年的高速发展，对冲基金产业已经变得过于庞大，过于难以驾驭，即使是发达国家的监管者也不得不对其忌惮三分。对媒体公开的对冲基金资产接近2万亿美元，不公开的对冲基金至少有数千亿美元，超过了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GDP。次级债危机爆发之后，美国和欧洲都开始酝酿针对对冲基金的严厉监管措施，包括强迫其在证交会注册、扩大信息披露，甚至对交易策略进行限制等等。在政治与法律的压力下，越来越多的对冲基金开始转为“离岸基金”(Off Shore Fund)，将注册和办公地点转移到监管力度比较薄弱的国家，其中就包括亚太地区的中国香港、新加坡等地。中国等新兴国家的资本市场大牛市，加剧了对冲基金向亚太地区转移的趋势。目前香港已经成为美国和欧洲之外最大的对冲基金基地，有些国际对冲基金还在北京和上海开设了代表处。可以想象，随着中国资本市场对外进一步开放，股指期货、期权等衍生品不断推出，对冲基金在中国股市和债市的活动将越来越频繁。中国本土也必将诞生自己的对冲基金，为投资者提供一种创造财富的新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