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人股权投资：猎杀主权基金

　　私人股权公司面临的更大问题是美国国会的态度。按照现行美国税法，合伙制企业在上市之后可以保留原先的组织结构，即所谓的“上市合伙制”，不必改为公司制；目前百仕通实行的就是上市合伙制。保留合伙制最大的好处是税收负担很低，即免缴公司所得税，只在分红的时候由股东和合伙人缴纳红利税。这种税收优惠政策引起了公众和立法者的不满，因为私人股权公司的合伙人拿着世界上最高的薪水和提成，却享受着极低的税率，严重违反了收入分配的公平原则。在百仕通上市前夕，若干美国国会议员就提出议案，要求废除上市合伙制企业的税收优惠。这一重大政策变化是百仕通上市之后跌破发行价的导火线。对于凯雷、KKR和阿波罗等正在筹划上市的私人股权公司来说，取消税收优惠带来的影响将抵消上市带来的好处，所以在关于税法的争论告一段落之前，它们不可能冒险进行IPO。既然IPO的道路暂时被封死了，那些想出售自己股份的私人股权公司又该何去何从呢？

　　百仕通已经首先给出了答案——寻找主权财富基金作为战略投资者。中国投资公司在百仕通上市前夕认购了9.5%的限制流通股份，虽然这些股份已经被套，但毕竟走出了对外投资的第一步。凯雷集团近日宣布，将考虑接纳中东国家的主权财富基金作为战略投资者。欧洲的一些非上市私人股权公司也正在考虑向中国等亚洲国家的主权财富基金出售股份。主权财富基金与私人股权公司合作，在某种程度上是双赢的选择：一方面，发展中国家的主权财富基金可以学习西方发达国家的投资经验，为今后更广泛的战略投资打下基础；另一方面，私人股权公司可以借此机会越过监管门槛，在对方国家内部获得更大的行动自由。例如百仕通在向中国投资公司出售股份之后，就顺利完成了对蓝星化工少数股权的收购，并与中国化工集团联合收购一家澳大利亚化工公司，成为在中国国内最活跃的外资私人股权公司之一。但是，主权财富基金和私人股权公司都是相对缺乏透明度的投资机构，两者的合作可能会产生利益冲突和内幕交易等问题，给金融监管带来一定困难。此外，发展中国家的主权财富基金向发达国家的私人股权公司学习的效果如何，目前还值得怀疑。中国投资公司持有的百仕通股份并没有投票权，当然也就不能进入董事会，参与重大决策；今后能否在其他私人股权巨头中取得投票权和话语权，进而学习先进的决策经验，仍是一个未知数。

　　中国的私人股权业还处于起步阶段，但内资和外资博弈的局面已经初步显现。目前在中国业务规模较大外资私人股权公司主要有凯雷、华平(Warburg Pincus)、贝恩资本(Bain Capital)、百仕通，以及高盛的私人股权投资部门。在内资方面，联想投资、弘毅投资和鼎晖是比较专业化的私人股权公司，不少信托公司也从事私人股权投资业务，而国家近期批准中金、中信等券商从事直接投资，给私人股权行业引入了一股资本雄厚的新势力。在经验、财力和国际化程度方面，国内私人股权业者显然无法与外资抗衡，但中国特殊的国情和监管体制，给内资构筑了一道防波堤。这道防波堤不是永久存在的，中国的私人股权公司必须迅速培养专业人才队伍，扩大资本基础，并虚心向外资学习先进的投资经验。或许在若干年后，中国会拥有自己的KKR、百仕通，并在国际资本市场上掀起更多“中国制造”的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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