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募群体素描 草根英雄与正规军团

　　本刊记者 简俊东

　　最近，私募接连迎来了公募基金大腕。

　　业内盛传国内基金业龙头嘉实基金管理公司原总经理助理、原基金丰和基金经理赵军旗下的淡水泉(北京)投资管理公司近日将和平安信托合作，推出他管理的第一只证券投资类集合资金信托计划——平安财富·淡水泉成长一期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而首家银行系基金——工银瑞信基金投资总监江晖也在今年上半年离职，江晖曾先后在华夏基金以及湘财荷银等大基金公司任主管投资的要职，是业内的重量级人物，与江晖离职一样引起震动的是新锐基金公司上投摩根基金公司副总经理兼投资总监吕俊的离职，吕俊同样堪称上投摩根基金公司灵魂人物，一手组建了上投摩根基金的投研团队。业内猜测两人不久即会在私募领域大展财技。

　　公募基金公司大腕的持续加盟使得私募信托这一由“草根”私募开创出来的领地热闹非凡。

　　虽然出身“草根”的私募和出身“名门”的私募大部分都有着共同的偶像——巴菲特，但是出身的差异在两者身上还是留下了隐约的印记。

　　谨慎与张扬

　　虽然信托化私募基金是由草根私募机构首创，公募基金经理们绝大部分是后来者，但是相对而言，出身正规军的私募们则显得更敢于高调出场，这和他们在任公募基金经理时的谨小慎微对比鲜明；而不少早期进入的草根私募们则显得更加小心翼翼。

　　公募基金经理中，已经高调出场的就包括出身嘉实基金的赵军、魏上云以及出身博时基金的肖华等。

　　赵军旗下的平安财富·淡水泉成长一期集合资金信托计划尚未推介便已通过媒体广为报道；而先后担任基金景福、基金泰和基金经理的魏上云则将自己的投资经历作为信托产品的最大卖点；而被认为是基金经理中最早举起价值投资理念大旗的肖华在基金经理任内以性格内向著称，但是在推出信托型私募产品时，也接受了多家媒体的采访，将自己的阅历、人生感悟以及投资经历和盘托出。

　　相对这些来自正规军的私募，一些较早已经开始募集信托型私募基金的草根私募们则是韬光养晦，刻意低调，即使在新信托发行时也刻意回避媒体的采访。

　　草根的出身使得这些掌门们对于政策面的不明朗因素非常敏感。

　　曾有私募人士向记者这样总结他们的顾虑：虽然成功实现阳光化，但是私募信托本身却是有着基金之实却无基金之名；虽然借道信托曲线登陆资本市场，但是并不是受证监会主管而是受银监会主管；虽然人人都认为信托型私募产品是由私募机构主导的产品，但是实际上这类机构仅仅是充当投资顾问的角色，为了回避政策限制，这类产品被迫增加了一个受托人的中间环节，受托人就是信托公司本身；虽然央行等部门的官员常常会提及大力发展私募投资，但是他们所指的私募常常是特指私募股权投资，而谈及私募证券投资的少之又少。

　　这种有实无名的生存状态使得私募信托的掌门们时刻处于矛盾当中，一方面希望增加公开露脸的机会提高知名度，吸引更多的资金，但是另一方面又担心过于张扬会引来监管部门的不满。

　　政策因素的不明朗对于出身公募的私募而言似乎问题不大，这些人本来就有着足够的知名度和拥护者，即使不主动宣传他们的行踪也会有媒体跟踪报道。但是对于出身“草根”的私募基金操盘手们而言，则时刻要面临着说还是不说的两难抉择。

　　草根私募的“原罪”

　　正规军团和草根私募之间的第二个明显差异就在于：出身公募的私募管理人每一个前进的脚印都清晰可见，他们一般出身名校甚至是毕业于海外知名学府，学成之后顺理成章地进入大券商或者其它的投资机构，成为业务骨干，最后进入基金公司，成为基金经理。

　　如赵军就于南开大学金融系获硕士学位。先后在中信证券资产管理部和金融产品开发部从事研究工作。2000 年加入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任研究部总监，后任公司总经理助理兼基金丰和基金经理，离职后成立淡水泉(北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相对而言，草根私募身上便可能背负着各种各样的“原罪”，这样的“原罪”包括曾经因为某些原因被实施市场禁入；曾在某些已经破产的券商担任高管职务等等。

　　此外，不少草根私募均是半路出家，因此，其简历以及所谓的投资业绩便更加难以取信于投资者。因此为了吸引投资者，有些私募会进行刻意的自我吹嘘，其中一些过于疏漏的谎言也成为这些私募难以擦洗的“原罪”，当这些私募成为业界的明星的时候，过去为了吸引眼球所说出的谎言便会曝光于天下。

　　林园便是这样一个广受质疑的“民间股神”。

　　林园1984年林园毕业于某卫生技术学校临床医学专业。同年进入深圳市红十字会医院做了一名医生。1986年调入深圳博物馆工作。博物馆工作期间，他曾在南京某知名学府进修电子工程专业。1989年林园开始接触股票，筹资8000元进入股市，至今号称财富已经超过20亿，至今其旗下的深圳市林园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已经跟深国投合作推出三只信托型产品。

　　在林园的语录中，不乏漏洞百出之处。

　　2006年6月11日在广州的一个由媒体和券商联合举办的交流会上，林园声称“贵州茅台最多的一天能为我赚一个多亿！但这还不是我赚得最多的股票。”

　　但是按照A股的涨跌停板制度，要想获得一个多亿的收益，林园持有贵州茅台的市值必须达到10亿以上，但是在2006年中报公布的结果显示，贵州茅台第一大股东基金科瑞仅持有833万股，持有的总市值不足4亿。而在此之前基金科瑞一直是贵州茅台的第一大股东，在2006年之前的报表中，贵州茅台的流通股东中从来没有出现持有市值达10亿以上的流通股东。

　　此外，林园在2006年4月接受媒体采访时宣称自己拥有4亿资产，这也和他宣称在贵州茅台上一天能够赢利一亿多相矛盾。

　　而林园另一则广受质疑的言论同样和贵州茅台有关。

　　在2006年9月为深圳某报主办的“

理财大讲堂”演讲时，林园宣称，自己制作了贵州茅台的财务报表，当股民提问他是如何做到时，他回答投资者：“自己做报表这件事，你做不了。这要花大量的时间、金钱和精力。像为了调研贵州茅台，我还在当地买了房子和车子，一呆就是几个月。一般投资者不可能做到这些。”

　　但是对于财务知识稍有认识的人都知道，不但一般投资者做不到这点，会计师在没有获得公司原始资料的时候，即使天天围着公司转悠，也不可能编制出财务报表。

　　林园只是背负“原罪”的一个过于张扬的典型，但是对于某些草根私募而言，“原罪”始终是制约他们的

竞争力的一个无形枷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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