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募基金运行应循契约自由原则

　　私募基金组织丰厚的利润回报，让许多投资者跃跃欲试。目前，中国的私募基金规模越来越大。证券投资基金法的制定，曾经给私募基金组织合法化带来曙光。但是，证券投资基金法十分严格的市场准入条件，又给私募基金组织当头一盆凉水。

　　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是，究竟该如何管理这类经济组织或者经济行为？一种观点认为，应当按照证券投资基金法的规定，由国务院制定行政法规，全面收编私募基金，让“占山为王”的地下组织，成为具有合法身份的“正规部队”。但也有观点认为，私募基金本是一种自发形成的特殊契约，如果政府制定行政法规，限制私募基金的活动，反而违背了契约自由的原则，加大了交易成本，增加了组织费用。我们的态度倾向后者。

　　中国的改革往往有着行政主导的色彩，所以当某些经济领域出现问题的时候，人们习惯鼓励或者要求政府制定行政法规或者部门规章，限制或者取消某种经济活动。这是一种多年形成的改革思维定势，也是我国金融市场波诡云谲的原因之一。不过，市场是市场主体交易的场所，如果政府频繁出入其中，通过制定行政法规或者部门规章，干预正常的市场交易活动，那么，非但不能促使市场交易主体自担风险、自我管理，反而可能会使某些市场主体过分依赖政府干预，从政府规则的变迁中，获取不当利益。

　　所以，在规范证券投资基金的同时，我们需要遵循契约自由原则，允许投资者在现有法律规定的框架内，自由组合，共同管理，共担风险，并在认可其现实存在合理性的基础上，明确规则，加强监督，保护投资者正当利益。

　　私募基金的大量存在从一个侧面说明，我国在基金管理方面还有许多值得改进之处。首先，在市场准入阶段，严格的审批制度和难以逾越的高门槛，使得一些投资者望而却步，他们宁愿选择私募基金而不愿意注册成立法定组织，从事基金投资活动。

　　其次，我国证券发行带有强烈的行政主导色彩。由于体制属性和庞大的组织费用，合法化的证券基金组织往往大起大落。2006年，287家基金经营业绩高达2708.16亿元，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但是，由于过度诱导募集投资、利益输送问题嫌疑不断，所以，中国

　　第三，合法基金机构的运作始终不透明，基金经营中的大起大伏，不但让管理者提心吊胆，而且也让中小投资者心惊肉跳。证券监管部门不断要求基金管理人增加透明度，但是由于缺乏系统化的信息披露约束机制，所以合法基金内部人控制现象依然十分严重。正因为如此，不少投资者宁愿选择风险较大的私募基金，也不是通过合法证券基金组织从事投资活动。

　　现在人们担心的是，由于我国私募基金缺乏具体的组织规则，单纯依靠契约运行，一旦出现重大问题该如何收场？

　　有人主张修改现行的市场主体法，增加市场主体的类别，让私募基金能够在合法的轨道运行。事实证明，私募基金之所以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根本原因就在于，私募基金的组织费用较低，经营方式十分灵活。如果按照公司法或者制定有限合伙法，必须建立复杂的内部治理结构，私募基金就会失去活力。所以，为私募基金立法等于变相扼杀这一市场交易行为，通过提高市场准入门槛，减少投资渠道。

　　改变“削足适履”式尴尬现状，对私募基金进行有效疏导才是正确出路。证券监管部门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制定私募基金规范合约，或者发布私募基金风险指引，引导投资者在理性的基础上，选择交易伙伴和交易对象。如果证券监管部门认为这样做有将地下经济合法化的嫌疑，那么可以鼓励民间投资者自发建立信息交流平台，并且自定规约，规范交易活动。

　　早期的证券交易都是投资者自定规则、自我管理。至今一些西方国家的证券监管制度仍然保留着自治的传统。我国在改革的初期阶段，由政府监管部门制定证券交易的规则无可厚非，但是在金融改革日益深化的今天，如果政府仍然事必躬亲，规范所有的交易行为，那么不但会增加交易的成本，提供腐败的机会，而且会扭曲市场，影响资源的合理配置。

　　总而言之，面对私募基金的盛行，我们应该改变传统的管理模式，通过增加信息供给，确保投资的透明度，防止少数人利用金融市场从事诈骗活动，确保投资者能在契约自由的原则指引下，自主选择交易方式、自主选择交易伙伴、自主选择投资内容、自主选择交易形式。让中国的金融活动逐渐演进为投资者真正自我主导、自我管理、自担风险的现代化经济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