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双宁

　　美元、人民币和世界货币——国际货币体系与人民币展望

　　一、问题的提出

　　此次全球金融危机告诉人们，必须加快改革现有国际金融体系，其中主要有三大改革，除改革现有国际金融组织体系、改革现有国际金融监管体系外，再有一项就是加快推进多元化的国际货币体系建设。美国无监控的货币发行权、美元铸币税的独享权以及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垄断权，虽为历史形成，但已反映出当前国际货币体系中的种种弊端。

　　二、美元霸权之前的世界货币

　　早期的国际金融制度建立在贵金属充当世界货币的基础上，实行以黄金和白银为国际货币的复本位制。十九世纪开始由复本位制向金本位制过渡(只有中国等少数国家由于黄金稀缺而采取银本位制)。由于英国的世界工厂地位，英镑亦成为国际清算中的硬通货，与黄金一起发挥着世界货币的功能。1929年的大萧条及英镑地位的动摇，世界进入浮动汇率时期，形成几大货币集团——英镑集团、法郎集团、美元集团等。集团内部各成员国的货币与主导货币如英镑、法郎和美元保持固定汇率，而英镑、法郎和美元之间则实行浮动汇率，英镑、法郎和美元在各自的货币集团内部成为中心货币。

　　三、美元霸权地位的形成

　　二战后，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国，黄金储备占世界3/5，GDP占世界1/2，经过国际金融会议协商形成“布雷顿森林体系”，主要内容除货币储备机制、汇率安排机制和国际收支调节机制外，最为重要的是“双挂钩”机制，即美元与黄金挂钩、各国货币与美元挂钩，使美元成为主要国际储备货币。

　　布雷顿森林体系是在欧洲列强经济极为衰弱及其他殖民地国家尚未完全独立的背景下产生的。“双挂钩”机制和货币储备机制为日后美元的霸权地位打下基础。

　　四、三十年“河东”——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与美元主体地位的“涛声依旧”

　　布雷顿森林体系确立后，国际货币体系稳定了近三十年，与此同时它的缺陷也逐渐暴露：一是美国对外负债增长快于美国黄金储备增长，造成美元兑换黄金的金汇兑本位规则无法执行。二是固定汇率刚性和成员国国际收支调节的不对称性的矛盾激化。为了维持汇率波动幅度，成员国无论顺差还是逆差都必须积累一定量的美元储备，特别是逆差国为此要牺牲本国的经济目标。然而美国却是例外，可以通过输出美元弥补逆差。这种不对称性造成了各国利益矛盾，并随着美国经济的相对衰落，美元危机频频爆发，布雷顿森林体系最终于1971年解体，主要西方国家货币开始自由浮动。1976年，IMF通过《牙买加协定》，承认了既成事实，正式开始了牙买加体系时代。但是由于美国依然是经济实力最强的国家，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的三十年，美元主体地位“涛声依旧”，仍然享有全球最高的声誉，仍然是国际储备货币的主体，仍然是国际信贷和计价结算的标准，仍然是国际清算的支付手段，没有任何一种货币能取代它的地位。IMF公布的数据显示，2007年底，美元外汇储备占比仍达63.9%。

　　五、三十年“河西”——全球金融危机后将出现“一主多元”格局

　　美元霸权地位确立后，为了促进经济增长，美国政府采取“双赤字”政策并大量发行货币。1971年至2007年，美国经常收支逆差累计为67841亿美元，而其中2001年至2007年为47748亿美元，占70.4%。与此同时，“9·11”后，美国为了军事扩张而不断增加财政支出，导致财政赤字急剧上升，2004、2005年财政赤字连续两年超过4000亿美元。美国政府一方面通过这种支付贸易逆差的方式，越来越大规模地向世界输出美元，获取铸币税收益，另一方面又通过财政赤字的方式源源不断地向国内输入美元。美联储公布的数据显示，2001年至2007年间，美国的广义货币供给量环比增长11%，远超过GDP增速。

　　同时，美国通过促进金融机构提供高度衍生化的金融产品推动了全球金融市场的流动性泛滥并导致了资产价格泡沫的急剧膨胀，促成了此次金融危机的爆发。

　　金融危机后，国际货币体系将形成以美元为主，其他货币为辅的“一主多元”格局，这是因为：第一，美国经济陷入衰退，美元的霸权地位将受到挑战；第二，其他新兴市场国家经济迅速发展，国际地位日益提升；第三，此次金融危机的深刻教训让世界各国认识到货币地位的重要性。此次金融危机的发源地在美国，而欧洲的损失却超过美国，这其中除了欧美的经济联系紧密外，欧洲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和政治诉求的不统一，以及欧元与美元的地位差异等亦是其中主要因素。由于上述因素，世界各国尤其是经济实力上升的大国都会力争本国货币的国际地位与权力。

　　另一方面，此次金融危机后，国际货币体系中美元为主的地位一时还难以撼动，一是美国仍然是世界第一大国；二是此次金融危机使欧盟各国损失惨重，且欧元诞生后的短短9年里，其扩张势头已超过美元，具有内在的贬值趋势，难以挑战美元的国际地位；三是日本政府债务总额占GDP的比重达160%，已不堪重负，经济发展亦步履维艰，日元也很难得到青睐；四是英国政府债务总额占GDP比重已达387%，远远超过美国的70%，英镑也无法取代美元的地位；五是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国家，由于经济实力的后发性、资本管制的严格性、本国货币国际化的渐进性，目前也无法挑战美元的国际地位。

　　综上，虽然此次金融危机对美元的国际地位产生影响，但美元作为核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将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可以预计，在未来三十年，国际货币体系将是“一主多元”格局。

　　六、三十年“河南”——“一主多元”向“多元”的转变

　　在形成“一主多元”的货币格局后，国际货币体系将继续向多元化的方向转变。预计这一进程将会持续三十年。

　　伴随着世界各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国际分工的日益明确，类似“欧盟”的经济体将会不断涌现。为迎合这种发展趋势，国际货币体系也可能形成不同的货币圈，除美元外，如欧洲的“欧元圈”、亚洲的“人民币+日元圈”或所谓“亚元圈”，圈内圈外之间的关系复杂，一时难以定位。

　　但是，今后的货币圈并不同于二十世纪30年代的货币集团。当时的货币集团具有殖民地的性质(如英镑集团就是由英国和英属殖民地国家组成)。而在“多元化”货币时代，货币圈更多的是各国根据自身政治经济的特点，为了发展对外贸易和避免金融危机而自愿形成的。

　　可以预见的是，随着中国等发展中大国经济地位的不断上升，随着“美元圈”、“欧元圈”、“人民币圈”等主要经济圈的形成，届时的国际货币也将主要以美元、欧元、人民币等货币为主，从而真正实现国际货币的多元化。

　　七、三十年“河北”——世界货币的必然趋势

　　在国际货币“多元化”格局形成后，预计再经过三十年，世界统一货币将会形成。

　　国际货币“多元化”格局形成后，世界经济和国际贸易将会呈现稳步发展的态势，一方面世界各国的经济差距将会逐步缩小，另一方面货币圈的实力较量也将会更加激烈，通过货币贬值的方式促进本国出口或者通过货币升值的方式缩小外债规模的现象将会大量出现，从而导致国际金融市场的不稳定。这很可能造成货币危机或金融危机事件不断。为避免各货币圈滥用货币发行权，稳定国际金融市场，世界单一货币便将应运而生。此时，世界货币将根据超政府的国际性金融协商机制发行并负责管理，而货币发行、货币管理等一系列政策将会由世界各国共同决定，并且很可能会以一套相对固定的规则确定下来(这比较类似于货币主义学派主张的单一规则，如每年以一个固定的比例发行货币，而固定比例的确定将由世界各国共同决定)。那时，世界货币将具有计价、结算、支付以及储备等功能，有利于避免国与国之间的“货币战争”。

　　八、人民币未来三十年

　　未来的三十年，是人民币走向国际化的三十年。在此次金融危机中，中国由于外汇储备位居世界第一而被动参与这场游戏。虽然金融危机对中国直接冲击有限，但间接影响不可低估。而人民币的国际化，将有利于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也有利于中国避免因外汇储备缩水遭受巨额损失。但与此同时，由于人民币的国际化，中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也将会受到影响，从而也将给中国货币当局带来新的挑战。

　　根据其他国家货币国际化的历史经验，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的条件为：一是中国综合国力强大，具有较强的抵御风险能力；二是中国具有很强的体制竞争力；三是拥有较高的货币政策制定水平和货币管理水平，能够应付国际市场上各种不确定性因素；四是保持足够规模、产品多样的金融市场。五是在上述基础上，逐步实现人民币在币值稳中趋升过程中的自由兑换，扩大其计价、支付、储备功能。当前人民币已经初步具备国际货币条件，但要深度国际化还需继续创造条件。

　　为了实现人民币的国际化，中国可以实行两个“三步走”：

　　一是地域的“三步走”，即周边化、区域化、国际化。目前，人民币在周边地区均以“硬通货”的形式出现，已经实现了准周边化。经过十年左右的时间，人民币可以由准周边化发展为正式周边化及进入准区域化；再经过十年，可以由准区域化发展为正式区域化及准国际化；再经过十年即从现在起大约三十年左右时间，人民币将真正实现国际化。

　　二是货币职能的“三步走”，即结算货币、投资货币、储备货币。配合地域的“三步走”，货币职能的“三步走”估计也需要三十年。在第一个十年，人民币可以成为周边国家贸易结算货币；在第二个十年，人民币可以成为区域性的投资货币；而在第三个十年，人民币将成为国际储备货币，为全球各国所接受。

　　在上述两个“三步走”的过程中，中国应稳步推进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进程，积极稳妥开展离岸金融业务，逐步实施汇率的目标区管理，不断发展金融市场，提高印钞水平和防伪技能，加强货币管理能力和调控能力，为人民币的国际化奠定基础。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中国历史上曾出现夏商周的高度统一，之后是春秋周王朝的由盛转衰与战国的七雄并峙，再以后又是秦汉的统一。世界货币史上，金本位、英镑本位与美元霸权，恰如中国历史上的夏商周；“一主多元”与完全多元的世界货币格局又恰如中国历史上的春秋与战国；那么，世界统一货币的出现就将是世界货币的“秦汉统一”。

　　(在21世纪亚洲金融年会上的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