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指出人民币升值不能解决全球经济失衡问题

　　银河证券专家左小蕾撰文指出，中国国内经济的不平衡发展是贸易不均衡的重要原因，需要制度性改革；而人民币升值不能解决美国的贸易逆差问题，也不能解决全球经济失衡的问题。

　　据中国证券报8月8日报道，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左小蕾撰文指出，由于中国的双顺差，特别是对美国的贸易顺差，使人们把人民币升值与解决美国的贸易逆差联系起来，进而把人民币升值与解决全球经济失衡联系起来。

　　文章认为，全球经济失衡与中国双顺差以及人民币升值的问题不是因果关系，不是中国的双顺差导致美国的双赤字和全球经济失衡。事实上，中国的双顺差不是全球经济失衡的原因，但很可能某种程度上是全球经济失衡的结果。

　　文章认为，顺差增长与汇率不是因果关系。

　　首先，从中国出口贸易产品成本看贸易顺差增长。有研究表明，中国出口产品价格较低的主要原因与劳工成本较低和其他社会成本不到位有关，与出口企业之间的相互挤压边际收益的价格战有关。如果劳动力成本上升和支付相应的社会成本，企业减少价格上的无序竞争，中国出口产品的价格会有所上升。出口产品的价格较低导致贸易顺差增长，但是与人民币的低估和高估的因果关系并不密切。

　　其次，中国的贸易顺差增长与出口导向发展模式和与之配套的出口退税鼓励发展加工贸易的政策也有密切的关系。2005年，中国1020亿美元的贸易顺差中，出口加工贸易顺差为1400亿美元，实际上一般贸易存在380亿美元的逆差，而且外资在加工贸易中形成了主导地位。这些政策没有随着经济发展改变，政策因素是贸易顺差扩大的另一个原因。

　　更重要的是，中国的贸易顺差在过去27年的改革开放过程中都是比较平衡的，还时有逆差。一直到2004年，贸易顺差320亿美元，也只不过占GDP的2%。2005年贸易顺差上升到GDP的5%，经济理论和

中国经济的现状显示，近期贸易顺差的扩大，国内的储蓄－投资的不平衡增大才是贸易顺差增大的最主要的原因。有权威研究显示，只有减少国内庞大的政府储蓄、企业储蓄和居民储蓄，增加政府的公共财政支出，加大企业分红，减少投资，建立社会保障体系，促进居民消费增长，降低储蓄－投资的国内经济不均衡，才能最终达到对外贸易的均衡。所以国内经济的不平衡发展是贸易不均衡的重要原因。

　　当然贸易顺差加大与

人民币汇率之间应该有一定的相关性，但从上面的分析看到也并不是高度相关。不过相关性与因果关系是完全不一样的。

　　文章认为，有两个原因使美国的贸易逆差不会改变：第一，中国对美出口产品的结构主要是初级产品的出口，美国在一般消费品的生产上没有比较优势；第二，美国人的需求没有明显下降的迹象。这两个因素决定美国会从其他国家进口初级产品和一般消费品替代中国的出口产品来满足国内的消费需求。所以，非常明显，

人民币升值不解决美国的贸易逆差问题，也不解决全球经济失衡的问题。

　　造成贸易顺差增长的几大因素有：

　　文章指出，“中国资本账户的顺差增长?外汇过快积累?人民币应该升值”的逻辑也不能简单地推理。应该对资本账户顺差增长的原因做具体的分析。

　　全球的过剩流动性输入是中国资本账户顺差增长的原因之一。由于世界三大经济主体长期的低利率政策，创造全球过剩的流动性，推动石油价格上涨，推动全球资产价格上涨，也推动过剩流动性向中国的流入。流动性过剩的输入不能等同于正常的由于需求引进的资本输入。最关键的是这种输入是强行的推门而入，对中国目前的过度投资更是火上浇油。

　　首先，全球的过剩流动性输入是中国资本账户顺差增长的原因之一。由于世界三大经济主体长期的低利率政策，造成全球过剩的流动性，推动石油价格上涨，推动全球资产价格上涨，也推动过剩流动性向中国的流入。2004年中国外汇储备增长2100亿美元，是增长幅度最大的一年。其中1050亿美元可能来自各种名目的寻找投资机会的国际资本。流动性过剩的输入不能等同于正常的由于需求引进的资本输入。最关键的是这种输入是强行的推门而入，对中国目前的过度投资更是火上浇油。

　　其次，FDI没有得到有效使用，没有转换成进口。最近有一些研究显示，许多合资企业引进的外国直接投资（FDI），直接结汇并没有购买外国的相应技术和设备，没有转化成贸易逆差而是转化为外汇储备。另外中国公司的海外上市融资也增加了几百亿的外汇积累。这些外汇的积累与FDI的引进制度规则有关，与粗放式的GDP增长发展观有关，与国企改革的战略方针有关，显然与人民币升值不升值没有任何因果关系。

　　文章指出，虽然中国的双顺差与人民币汇率高估低估没有因果关系，并不意味着人民币汇率机制不需要进一步的完善。事实上，人民币汇率机制改革，对出口产品结构的调整、国际收支平衡、保证经济持续快速稳定发展至关重要。人民币汇率机制的改革将牵动经济体制的整体改革，人民币汇率机制的灵活性将推动经济体制更灵活的建设。

　　中国经济体制最大的风险应该是缺乏自我调整的灵活性。汇率机制的改革使汇率波动变得频繁。银行、出口企业以及一切与外汇有关的商业和机构，不得不面对风险和更大的不确定因素，提高风险意识和防范风险能力。特别是银行体制，虽然已经公开上市，但长期的政策保护使它们缺乏市场化商业银行的“弹性”，更缺乏应对风险和危机的灵活性。相信汇率机制的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逼”银行业、金融业的改革，提升应对2006年底全面开放挑战的能力。出口行业的产品升级换代、结构调整，也需要压力。

　　进一步的汇率机制改革，人们比较关注浮动区间的扩大。事实上，汇率的管理浮动机制应该包括对浮动区间的管理。政府不妨对汇率的浮动区间进行浮动管理，也就是区间也是可以调整的，可以扩大，也可以缩小，货币管理当局可视经济指标和市场情况而动。不过，浮动区间的管理按照新加坡货币局的做法绝对是内部控制，不对外宣布，保持浮动管理的独立性也减少投机性。从浮动区间管理的意义上来说，人民币汇率浮动区间随时可能调整，顺差应该做好应对准备。

　　应该指出的是，人民币汇率改革的渐进性决定汇率浮动变化也不可能一次性大幅扩大，再扩大的预期的提升是必然。不要对人民币汇率浮动区间扩大解决热钱的输入有太高的预期。等到人民币浮动区间扩大到20%－30%的时候，阻止热钱输入的效应才会显现。不过，如果不宣布浮动区间的上限和下限，趋势的不确定性对缓解热钱的流入会有一定的作用。

　　文章认为，内部不平衡需要制度性改革。

　　对于贸易顺差，情况已经变化，到了对鼓励出口的一些政策和制度进行改革的时候了。对于贴牌出口要严格控制。大力推动出口企业的结构调整，对于调整可能带来的就业和其他影响要有充分的估计。

　　加大政府储蓄向公共财政，特别是社会保障体制的转移会达到两个效果。一方面是政府储蓄大幅度下降，政府支出和消费增加；另一方面，政府储蓄下降是向社会公共事业和社会保障事业转化，实际上这是老百姓将来风险的成本下降，会降低居民为了防范将来的风险谨慎储蓄的比率。

　　对于资本账户顺差，短期内，对于输入的流动性可以采取全额对冲的方式收回输入的流动性。同时建立更开放的外汇管理机制，不妨借鉴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的模式，让汇金公司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政府投资管理公司，主导国家外汇储备的投资管理，全面行使国家外汇储备保值增值的职能。在初始期，不妨与国际大型投行签订合约，借助他们对国际市场环境的把握能力。中长期，可以建立市场化运作的中国政府投资公司，直接打理国家外汇资产。

　　(吴耀明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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