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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法兴银行董事长：中国应逐步习惯人民币汇率自由浮动
记者杨燕青周艾琳发自北京
作为贸易和资本流动的重要变量，人民币在中美关系中举足轻重。4月12日，一反上任后的强硬姿态，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外媒专访时称，中国不是“汇率操纵国”。美国财政部两天后发布的最新监测报告赋予了这一声明更多法律意义。而这一切发生在4月初中美两国元首在美国佛罗里达州海湖庄园的会晤之后。
尽管如此，中国对美的贸易顺差（3470亿美元）仍是美国主要贸易伙伴国中最大的，因此美方也敦促中国对美国开放商品贸易和服务市场。在3月举行的中国高层发展论坛上，法国兴业银行董事长司马吉（LorenzoBiniSmaghi）在接受第一财经独家专访谈及中美关系时表示：“以史为鉴，过去几年的经验表明，合作好过敌对，两国应该寻求双赢而非零和。”
司马吉认为，加速推进中国市场化改革、逐步实现人民币自由浮动是中国加速发展、融入全球、实现人民币国际化的基础。“中期而言，中国一定要逐步习惯本国货币（人民币）汇率自由浮动，这会释放经济的价格信号，如果经济转弱、货币贬值，那么贸易部门可能更有动力。当然，自由浮动就意味着可能会导致短期汇率超调，但如果市场稳定、流动性好，超调就能减弱。”司马吉称。
司马吉表示“支持全球化和多边体系”，在他看来，“如果仅仅是建立双边关系，可能会导致扭曲，创造套利机会，因此我们必须要拥抱多边谈判。虽然美国可能不感兴趣，但其他国家完全可以继续，包括加强合作、降低投资壁垒。”
欧洲大陆民粹主义情绪可控
第一财经：经历了10年的危机后的低增速，我们最终看到了全球经济同步复苏，包括欧洲和美国。欧元区2月通胀率2%，逼近欧洲央行目标。你如何看待这轮复苏？
司马吉：通胀2%说的还是整体通胀，但剔除食品和原油的核心通胀仍徘徊在1%，所以仍需等待进一步数据，才能确定通胀预期是否被锚定。之所以通胀暂时走高，主要还是基数效应，由于去年年初油价暴跌，导致基数很低，而此后油价则大幅反弹，不过3月油价又出现较大降幅，一切仍需观察。
第一财经：欧洲央行决定从4月开始将每月购债规模从800亿欧元降低至600亿欧元。你认为欧洲央行真要开始退出量化宽松了吗？
司马吉：其实这个消息很早就已向市场公布。600亿欧元的月度购债规模一直要持续到年末，我们可以到10月、11月时再看看有没有什么事态变化。当然，央行需要提早与市场沟通。
第一财经：今年法国和德国的大选即将展开，欧洲的政治风险是否也对经济复苏构成很大不确定性？有观点认为，荷兰大选结果代表着欧洲民粹主义情绪的转向，各界终于松了一口气。你如何理解这一结果？
司马吉：我认为，变数主要还是在美国和英国脱欧进程上，而在欧洲大陆，其实民粹主义情绪是可控的，我们至今尚未看到一个民粹主义政府出现。
第一财经：此前“法国脱欧”（Frexit）的说法此起彼伏，法国大选会成为关键吗？
司马吉：民粹主义候选人一般获得了25%~30%的选票，但他们无法主导政权。相比于美国，其实真正投票给特朗普的也不到30%，投票参与率仅56.9%，而荷兰的投票出席率很高，接近90%，大家都走上街向民粹主义投下了反对票，所以很多事情也要看出席率。
第一财经：但在欧洲，意大利银行坏账问题仍令人担忧。你认为这会成为引爆金融风险的导火索吗？
司马吉：这可能存在一些误解。意大利部分银行的健康状况还不错，但部分面临着很严重的坏账问题。意大利之前最糟糕的问题就是严重推迟了处理坏账的节奏，这主要缘于政治阻力。
不过，好在现在意大利银行业还在健康的轨道上。2月16日，意大利国会通过了一项法案，将以200亿欧元（210亿美元）资金拯救西雅那银行和其他陷入困境的银行，这也是意大利救助银行业措施的一部分。如果这一切能够持续推进，就可以避免危机。
美国经济政策短期有利经济增长
第一财经：当前市场将美联储3次加息纳入预期，再加上特朗普可能会推出财政刺激。你如何判断今年美国的经济动能？
司马吉：我们必须要基于事实，要看财政政策、贸易政策到底会如何推行，而金融去监管政策的执行也对银行业至关重要。如果财政持续扩张，短期会导致美联储更多次加息、利率加速上行，这就意味着美元和美国经济短期走强，当然也可能会加剧美国的债务问题，但这是2~3年后的事情了。就短期来看，上述政策的推行有利于美国经济。
第一财经：如今美国希望实行赤字经济，就会导致美元上升，而这又是特朗普不希望看到的。此外，债务也会持续上升。你认为要如何权衡？
司马吉：当前美国的目标必定会存在一点矛盾。上世纪80年代，里根政府的赤字经济导致美国债务扩大、美元升值。如果你一方面希望财政扩张、实现充分就业，同时又要保证贸易顺差，这是不可能的，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对此，我们只能采取观望态度。
第一财经：特朗普能否以“口头打压”的方式压低美元？
司马吉：我不认为这种方式可以持续。如果美国不希望美元持续上涨，那么其最好改变政策组合，例如缩小财政扩张规模。到头来，投资决策还是由投资机遇决定。
第一财经：此前有观点认为，为了降低跨境资金流动投机的速度、增加投机者的交易成本的相关价格手段，可以考虑征收托宾税（TobinTax）。你认为这种方式可行吗？
司马吉：我从来都不支持托宾税，其并不能有效解决问题。
第一财经：特朗普支持金融去监管。你认为危机后监管对于银行业而言是否太严苛，从而增加了不必要的成本？
司马吉：我们要记住，欧洲金融系统更依赖银行体系，就像中国一样，但美国更依赖资本市场，因此银行业对欧洲十分重要，这就要求监管方一定要对银行业加强监管，不能存在不确定性，也必须对股东负责。
第一财经：你认为《多德-弗兰克法案》（Dodd-FrankAct）可能会被摈弃或调整吗？
司马吉：这并非易事，毕竟法规有好几千页。美国的去监管政策预期创造了额外的不确定性，我认为存在一定风险，如果要废除沃尔克法则（Volcker’sRule），可能会对全球造成进一步扭曲，增加不确定性，这也是我们不想看到的。
其实危机后，欧洲大陆也实行了类似沃尔克法则的监管细则，如今美国可能会出现变数，因此对我们来说这是潜在的不确定性和风险因素。
中期应习惯汇率自由浮动
第一财经：特朗普上任后就下了一道行政命令，退出跨太平洋合作伙伴关系协议（TPP），目前全球范围内反全球化的声音盛行。你认为全球化会“开倒车”吗？
司马吉：我支持全球化和多边体系，如果全球化真出现倒退的话，会构成风险，欧洲始终应该与美国和亚洲包括中国加深合作。如果仅仅是建立双边关系，这可能会导致扭曲，创造套利机会，因此我们必须要拥抱多边谈判。虽然美国可能不感兴趣，但其他国家完全可以继续，包括加强合作、降低投资壁垒。
第一财经：一位香港学者曾提出一个有趣的建议，同时向进出口征收1%的税收，并以此补贴过往全球自由贸易进程中受损的非贸易部门。你如何看待这种建议？
司马吉：在每个国家，都需要根据不同状况来应对，例如中国的状况可能就和日本、瑞典不同。此外，可贸易部门和不可贸易部门的规模、性质非常不同，我们的确需要进行合作，才能确保公司在全球范围内都正常纳税，但如何使用税收需要根据不同地区来决定。
第一财经：随着美元走强，特朗普政府可能更有动力指责中国、德国等为汇率操纵国。你认为中国应该如何应对？
司马吉：美元仍处于强势周期，现在人民币的变化则更基于一篮子货币。当前，中国有大量的贸易顺差和居民储蓄。这些储蓄究竟去往何方？不是留在中国就是出境，如果是留在境内，那么就需扩大国内市场的吸引力，加大市场深度、加强流动性，例如加速IPO，让人们可以分散风险，获得更多收益。
第一财经：现在人民币趋于稳定，此前中国为了维稳汇率而消耗了大量外汇储备，如何看待中国当前的外汇储备规模？你对中国有何建议？
司马吉：首先，中国拥有巨大的外汇储备，尽管储备在下降，但规模仍然巨大。如果你干预过度，人们就会恐慌。最重要的还是要让市场更具流动性和深度，如果市场容量不够，资金就会流向房地产和股市，导致两个市场轮番出现泡沫，因此中国需要创造更多价值资产。我认为中国一定要加快推进改革，因为改革需要一段不短的时间。
第一财经：当前人民币的汇率形成机制仍不算“清洁浮动”，你认为中国是否要尽快实现“清洁浮动”？
司马吉：中期而言，中国一定要逐步习惯本国货币（人民币）汇率自由浮动，这会释放经济的价格信号，如果经济转弱、货币贬值，那么贸易部门可能更有动力。当然，自由浮动就意味着可能会导致短期汇率超调，但如果市场稳定、流动性好，超调就能减弱。同时，在国内也要建立一定的纪律，例如，如果有些部门生产率低下，就需要缩减规模。
第一财经：你认为“一带一路”倡议是一个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好契机吗？我们是否仍应使用当地货币来规避货币错配风险？
司马吉：就人民币国际化的节奏而言，其实市场会最终决定。如果中国能够推动市场化发展，允许各界投资中国资产，人民币会逐步成为国际化货币。如果设限，一切也可能会停滞不前。
至于“一带一路”倡议，我建议中国在投资的地区运用当地货币，减少货币错配风险。当然，如果人民币能日趋稳定，且人民币市场的流动性、深度进一步改善，能够扩充汇率对冲工具以分散投资风险，相信更多人会愿意使用人民币，最终形成一个多极化货币体系，包括美元、欧元、日元、人民币等。
第一财经：你对中美大国关系有何建议？
司马吉：以史为鉴，过去几年的经验表明，合作好过敌对，两国应该寻求双赢而非零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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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