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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 本刊记者/邢 力

　　最近有一条新闻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李大妈近日在市场上买大米时，发现此时大米已涨到3.30元/斤。她记得这种大米在2005年为1.90元/斤，因此，可算出该大米的物价指数为1.74，8年期间年平均上涨9.2%。就购买大米的能力而言，与2005年的1000元相比，2013年的1000元已缩水至576元，即人民币在国内的购买力实际上大幅贬值了。

　　然而从2005年汇改至今，同样是8年时间，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从8.28降到了6.1附近，升值近36%，人民币对欧元、英镑、港币等其他主要币种也有类似的升值幅度。有人就觉得奇了怪了：一边是对内贬值74%，一边是对外升值36%。我手里的人民币到底是更值钱还是更不值钱了呢？

　　降价商品也不少

　　首先，尽管大米是老百姓的生活必需品，但仅仅拿大米这一种商品测算人民币购买力并不客观全面。在实际生活中，过去8年中有不少商品价格涨幅远没有大米那么高，有的反而越来越便宜。

　　比如说袋装的酱油、黄酒、普通的盐等生活必需品，这些年价格就没有明显上涨。还有许多公共商品如水电煤的价格也没有上涨那么高。不少城市的公交、地铁票价已经十多年没涨过，北京公交和地铁价格还有了明显下降，上海也出台了换乘优惠。随着地铁越建越长，根据“递远递减”原则，远距离交通的出行成本也在不断下降。

　　还有像1元一叠的日报不但没涨价，反而比以前更厚了；这些年手机话费和上网资费的降幅也超过50%；汽车、3C产品的价格更是年年下降，8年前汽车还处于高高在上的卖方市场，如今则已飞入寻常百姓家……如果拿这些价格不涨反降的商品作标本，是不是能得出这8年物价下降的结论呢？

　　反过来说也一样，当年几十块钱的衣服如今可以卖到上千元，几千元一平米的房价可以暴涨到三四万元，请月嫂的价格涨幅也丝毫不比房价低。要是拿这些商品和服务作标本，那人民币8年来的贬值幅度至少超过500%！

　　由此可见，拿任何单一商品，哪怕是最基本的生活必需品来计算人民币贬值幅度都不符合经济学常识。总体来说，物价水平和货币发行数量成正比，但具体到不同的商品和服务，涨价幅度却并不一致。有的涨势凶猛，有些涨幅平稳，有些还会降价。这是由于商品的供求关系、消费预期、科技进步、政府补贴等多方面因素综合而成的。

　　反过来说，对外升值的好处老百姓多少也享受到了。出国旅游、留学、海外购物都更划算了，国内企业的进口成本也降低了，偿还外债方面也有所获益……

　　外升内贬不稀奇

　　不过有人还是不解，为什么人民币会呈现出内贬外升的价值背离呢？这又要说到经济学上的两个概念。人民币贬值的是国内货币购买力，升值的则是名义汇率。前者指单位货币在某一价格水平下能购买商品和服务的能力，是动态的，封闭的；后者则是两种货币的兑换比率，比较的是两种货币之间的转换对价，是静态的，开放的。人民币内贬的关键原因是货币超发，我国M2已从2005年的29.88万亿增加到目前的100万亿，增长了3倍多。外升则更多是由于美元贬值带动的，并非人民币主动升值。这完全是两个不同体系中的概念，本就是关公战秦琼，不能放在同一平台上比较。

　　理论上说，内外皆贬、内外皆升、内贬外升、内升外贬等4种情况都可能出现在一种货币上，并不矛盾。比如邻国日本就和我们相反，因为日本经济持续不景气，居民消费意愿低下，国内经济已陷入流动性陷阱，导致日本国内物价持续下降，而安倍政府为了刺激出口和消费，大肆奉行日元贬值策略，从而形成了日元内升外贬的局面。

　　所以一些国际组织在纵向比较各国物价和居民收入水平时，不会简单地把各国物价和居民收入按照本国货币兑美元的汇率换算成美元后统一比较，而是根据该货币在国内的真实购买力进行比较，称为购买力平价，即两种货币在各自国家内购买相同数量和质量的商品时的价格比率。测量购买力平价的简单而幽默的例子就是麦当劳[微博]巨无霸指数。中国买一个巨无霸约16元人民币，美国则是4美元，则人民币与美元的真实汇率是4:1，显然和实际汇率相差甚远。在此基础上加入中美两国居民的收入水平，就能更真实地比较出中美两国居民的实际生活水平。

　　由购买力平价推出的“真实汇率”证明目前人民币的“名义汇率”存在严重低估，人民币还有很大的对外升值空间，但这与人民币在国内的真实购买力今后必将持续贬值完全不矛盾。换句话说，再过8年，我们可能会看到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升到5:1，而大米价格则继续涨到5元/斤，人民币价值内外背离将会更加突出。

　　核心通胀率更关键

　　也有人会说，拿大米计算贬值幅度可能不科学，但这些年物价整体大幅上涨却是不争的事实，名义汇率的涨跌对普通人实际生活影响不大，老百姓更关心人民币在国内的实际购买力，而官方给出的CPI数据显然和老百姓的感受存在较大差距。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发展部主任程向前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在改革开放初期，由于受到计划经济指令的干预，官方公布的CPI的确存在一定失真现象。但到本世纪后，统计局对CPI编制办法进行了大幅调整，如今公布的官方CPI还是真实可信的，是相对最权威的数据。之所以和老百姓切身感受有一定差距，主要是由于构成CPI的样本占比中，部分涨幅较大，部分则涨幅较小，而老百姓最关心的记忆最深刻的往往是涨幅最大的商品。比如2007年猪肉价格的飞涨，以及这些年不断上涨的油价等。然而食品价格的上涨是一个全球性问题，不仅中国食品在涨价，许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也面临同样的问题。尤其是全球金融危机后，各国政府都在“放水”刺激经济，导致全球流动性泛滥，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上涨也必然传导到国内，再加上国内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国内劳动力价格也在快速上涨，国外输入、成本推动、需求拉动等多方面因素叠加后形成了近年来国内的高通[微博]胀。

　　因此程向前表示，在美国等发达国家，政府在判断物价走势时，往往更看重核心通胀率这一指标，即剔除食品和能源价格变化之后的CPI。就是因为食品和能源价格变化频繁、涨跌幅度大、受供给因素影响较大，剔除其影响有利于更准确地判断价格总水平和社会总供求平衡状况。

　　通胀并非都不好

　　程向前还指出，通胀并不是一件绝对要不得的东西。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高速增长的经济体中，适度温和通胀有利于经济发展。比如上面提到的日本政府不仅希望日元对外贬值以刺激出口，还希望对内大幅贬值以刺激消费，所以不能把通胀完全看成坏东西。总体来看，至少温和的通胀要比通缩好得多。所以宏观调控要避免恶性通胀，也要避免通缩，最好的策略是温和通胀。

　　问题在于，如何才能把通胀控制在合理范围内呢？已故经济学家弗里德曼曾有名言：“通货膨胀从本质上说是一种货币现象。”央行过快、过多发行人民币显然是造成人民币对内大幅贬值的直接原因。但要问央行为什么要发行这么多货币，归根到底，还是在于我们经济发展的理念有问题。2005年以来，正是我国面临人民币升值、出口型企业面临越来越大的经营压力，一直谋求产业转型和经济升级的阵痛期，然而这段时间我们的宏观调控政策却并没有迎难而上，努力帮助企业和中国经济渡过转型阵痛期，反而是在出口下降、消费不振的环境下，过度依靠投资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尤其在2008年遭遇全球金融危机后，我们采取的是“4万亿”投资的策略，使固定资产投资对人民币的需求猛增，结果造成人民币大量超发，进而酿成通胀一轮接一轮的恶果。

　　假如我们的经济增长不再以大量投资“铁公基”为主，而是以真实的消费需求来拉动经济，那么对人民币的需求就会大大减少。因为与投资相比，消费对人民币的占用要少得多。消费市场越旺，人民币周转次数就越高，对人民币的需求就越少。

　　别让穷人再受伤

　　尽管有许多理由可以解释为什么人民币存在“内贬外升”的局面，但存在的并不一定就合理。说到底，人民币持续内贬外升的情况容易导致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因为穷人的生存保障型消费多，食品和其他生活必需品的支出占比极高，而这些商品往往涨幅最严重，而出国旅游、留学、海外购物等享受性消费的支出比例极少，他们承受了人民币对内贬值的坏处，却享受不到对外升值的好处，这对于广大中低收入工薪阶层和农民将是不可承受之重。反之，富人开拓财源和投资理财的能力更强，财富增速较易跑赢CPI，机关事业单位的职工也有较为可靠的工资增长机制可以冲抵人民币对内贬值的影响，同时也享受到更多对外升值的好处，在高通胀期往往会比穷人活得更自在。

　　总之，通胀不可怕，可怕的是通胀环境下，普通百姓的收入和财富增速没有超过通胀。也就是这些年我们常说的那句“你可以跑不过刘翔，但一定要跑过CPI”。这就需要在控制物价上涨的同时，制定更加合理的收入分配机制和收入增长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