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评论员

　　美国东部时间7月31日晚间，美国总统奥巴马宣布，民主党、共和党两党领袖达成协议，同意上调债务上限，避免政府债务违约风险。参议院与众议院最早将于周一就协议投票。至此，一波三折的美国债务危机露出了解决的曙光。美国两党之间这场举债上限谈判，近一个月来将全球资本市场弄得紧张兮兮，风声鹤唳，中国也不可能置身事外。美国的债务危机，无疑是中国股市近期走势低迷的重要外因，不仅如此，它还成为悬挂在中国巨额外汇储备之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从某种意义上讲，在今年爆发的美债危机中，最紧张的不是互相顶牛的美国民主、共和两党，而是中国政府。截至目前，中国政府至少持有1.16万亿美国国债，是全世界持有美国国债最多的国家，如果美国发生债务违约，中国势必将遭受严重损失。

　　自1994年来，人民币就事实上采取了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在“出口创汇”的旗帜下，中国开始不遗余力地囤积美元。截至2011年6月末，中国外汇储备已达3.2万亿美元，其中70%是美元资产。而与此对应的是，20世纪初以来，美国全球金融霸主地位不断衰落，加上欧盟的挑战和新兴市场国家的竞争，以及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的打击，“强势美元”的口号式政策在事实上早已无法维持，最近十年美元跌多涨少。美国享尽了通过滥发美元转嫁自身危机的好处，中国则因为储备了大量美元资产而成为美元贬值的最大受害国。如果说2008年爆发于美国的金融危机，促使中国政府洞察到外汇储备中美元比重过高的危险，那么，此次美债危机的发生，无疑会进一步强化这种忧患意识。在此背景下，加紧实施外汇储备多元化战略，理应成为中国政府的当务之急。

　　尽管从表面看，中国决策层与外储运作机构已经在“减持美元，实施外储多元化战略”上达成共识，但从实际情况分析，这种共识并不牢靠。证据之一就是，中国外汇储备的管理者减持美元不够果断，缺乏应有的速度和力度。从2009年起，中国政府开始着手减持外汇储备中的美元资产，促使外储多元化。不过，联系目前中国外储中美元资产仍占七成这一现实数字，便不难得出“中国外储减持美元的速度过慢”的结论。考虑到最近两年来人民币对美元一直在持续升值，中国外储减持美元不够果断带来的损失，无疑是一个惊人的数字。

　　证据之二就是，前不久，我国外汇管理局有关负责人撰文表示，人民币升值并不会直接导致中国外汇储备遭受损失。该文之所以发表，是为了反驳之前发改委经济研究所张岸元先生提出的“人民币升值导致中国外储损失”的观点。这场备受关注的论战，虽然可以理解为学术争鸣，但也暴露了中国政府高层在汇率问题上的分歧。既然中国政府高层并不完全认可人民币升值(即美元贬值)会让外汇储备遭受损失，那么可以想见，货币管理当局在实施以减持美元为重要特征的外储多元化战略时，自然难免有所保留，不会尽心尽力了。

　　事实上，人民币升值(美元贬值)必然给中国外储带来损失是一个常识。以此为逻辑起点，中国外汇储备减持美元的战略决不能走回头路。两年前的金融危机和此次的美债危机，已经昭示了美国经济模式过度迷恋金融杠杆、寅吃卯粮的运行弊端，也暴露了美国政府利用美元特殊地位以邻为壑、转嫁危机的道德风险，因此，即便是一言九鼎的穆迪依旧维持美国债务信用的AAA评级，中国也必须坚定且具有力度地减持美元资产，加紧实施外储多元化战略。

　　减持美元后，中国外储的最好选择是投资他国的战略性矿产资源，比如石油、天然气、金属矿产等。从千秋万代的长远发展需求来看，这些不可再生资源不嫌其多，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和经济发展的消耗，它们将会变得越来越珍贵。尽管从理论上讲，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有可能改变人类对传统资源的依赖程度，但这还是一种不着边际的猜想，不如掌控可见的不可再生资源来得实在。其次是购买黄金。在可以预见的将来，黄金作为硬通货，其“最后的支付手段”的角色依旧不可被剥夺，持有黄金，远远比持有任何货币保险，更何况在我国央行的资产储备中，黄金所占的比重严重偏低。再次是适当购买欧盟、日本以及其他新兴经济体的货币、股票或债券。不过，考虑到这些国家或地区充满经济风险和政治动荡等诸多不可测因素，外储投入其中的比重不宜过大。当然需要指出的是，美元资产仍应在中国外汇储备中保持一定的比例。这个比例，应该和美国作为世界第一强国的现实地位相称。

　　目前有一种说法是，外储中美元资产比重过大，使得中国实施外储多元化战略时处于两难境地：如果中国大量减持美元，则美元价格必然大跌，中国外储中的美元资产必然随之缩水；如果不减持美元，则中国难以实现外储多元化。虽然的确面临这样的难题，中国外储管理者仍应坚定地加大减持美元的力度和速度，正所谓“当断不断，必受其乱”，在特定的复杂国际金融态势下，那种两面讨好、全身而退的做法，可能只是一厢情愿的幻想，在减持美元、实施外储多元化战略这一问题上，中国决策者也许该有点壮士断腕的决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