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报记者 郭久葳 曹芬

　　日前，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夏斌(微博 专栏)针对“人民币自由兑换还需多久”时表示，人民币要“走出去”就会逐步升值，人民币汇率的浮动区间将可能慢慢放大。那么，目前人民币自由兑换的时机是否已经成熟？

　　在本届陆家嘴论坛上，与会各方专家对此展开了一番激烈的思想交锋。一种观点认为，中国资本项目可兑换条件已经很成熟了，外汇储备多，宏观经济环境稳健，所以应该开放；而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中国金融机构承受风险能力不够，过快开放资本项目账户可能会带来很大风险。

　　激进意见

　　以资本项目开放促进改革

　　“人民币资本项目必须开放，必须以开放促改革。”德意志银行亚洲区投资银行部主席蔡洪平(专栏)认为，不要因为害怕人民币开放后的副作用就因噎废食，只有将市场完全开放才能暴露更多问题和解决问题。

　　蔡洪平说，到目前为止，人民币自由兑换的条件已水到渠成，到了必须要推进的地步。他还用古语“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来表明人民币自由兑换的迫切性。他认为，现在改革难度越来越大、越来越复杂，从实际操作上讲，通过人民币品种的推行来加大开放度、加大流量，可以解决不少问题。

　　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如果资本项目不开放，这是不可思议的。蔡洪平认为，目前，国内已经具备了技术、人才等条件，他相信实现人民币自由开放有很大机会。

　　春华资本集团创始人胡祖六(专栏)的观点则更加鲜明。他认为，人民币资本项目开放的时机已成熟，条件全部到位。“资本项目开放、人民币可兑换是利大于弊。”胡祖六表示，资本项目开放是中国30余年累积市场化改革的一种自然延伸，如果资本项目不开放，市场化的转轨过程就没有完成。

　　胡祖六说，回顾每一次大的改革，在实施之前都有很多不确定性和风险，但最后证明事先所担心的那些风险都没有成为现实。“我相信资本账户开放的最大受益者会是中国。”他举例说，欧洲国家如葡萄牙、英国在上世纪70年代就开始资本项目开放，很多条件都没有全部到位，最后证明也是有惊无险。“新兴市场很多国家也相继进行了资本项目开放。这些国家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经历的阵痛，并不是因为资本项目开放，而是因为国际改革、国内财政等原因所带来的一些挑战。

　　胡祖六认为，总体而言，中国的资本项目进一步开放，人民币可兑换的基本条件已经到位。尽管最近几个季度经济增速有所回落，但中国还是全球增长最快的经济体，我们还有3万亿美元的储备。此外，银行经过十多年的改革，从基本金充足率、不良贷款率和盈利能力上，都比以前有了根本性改善。我们的宏观经济也比较健康，在市场信心、消费者信心、投资者信心都比较高涨的时候，开放是最有利的。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授黄明也坚决支持资本项目开放，“我觉得这个东西有点像小孩学走路。你让他太早走，的确有可能会摔得很厉害。但老是担心他走路会摔跤，那他就永远学不会走路了。”

　　黄明与蔡洪平观点一致，他认为应该用开放来倒逼改革。而且人民币只有实现了自由兑换，才有希望成为国际储备货币。而在这之前，A股市场必须要向国际市场完全打开，中国的债券市场，特别是公司债市场，也要发展起来。

　　“如果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你在上海买不起房子，你就可以到西班牙或者其他国家去买、去投资了！”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副院长刘胜军的一席话，更是让在场的听众对人民币的自由兑换充满了期许。

　　事实上，就在前一天，央行行长周小川(专栏)也在论坛上表示，人民币如果跨境使用发展到一定阶段，自然会产生一种需求，这种需求就是人民币需要逐步、有序地走向可兑换。这是一个中长期的发展进程，既会带来很多新的机遇，也带来很多新的问题需要我们去讨论。

　　反对声音

　　完全可兑换条件还不成熟

　　较之前面几位专家乐观态度不同，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金融系主任潘英丽教授认为，现在中国资本账户完全可兑换条件还不成熟，如果过度强调开放，很可能会导致类似日本的经济泡沫破灭。

　　潘英丽表示，资本账户完全可兑换需要具备利率市场化、国内资本市场有一定深度、人民币汇率达到合理水平这三个条件。她说：“假如允许资本自由流动，老百姓现在是负利率，大家都去把资本存到外资银行，银行马上就会发生流动性危机。”因此她认为，要实现人民币可自由兑换首先应该加快利率市场化，而不是马上完全开放。其次，应该健全国内债券市场。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中，正是因为韩国等国很多企业都去国外借短期债券而加速了国内危机。所以，如果资本账户完全开放，就会出现期限错配和货币错配这两个问题，这将导致汇率大幅波动而带来整个金融体系的危机。

　　潘英丽认为，不论是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还是人民币国际化，我们的重心应该是大力发展基础性金融。“就像是金字塔一样，底下的基础部分可能占80%，开放的部分只占20%甚至15%。我们过度强调它的开放和国际化，就把金字塔倒过来了。”她认为，这样做很可能会导致日本那样的经济泡沫破裂，到最后国际金融中心也建立不起来。而总结日本的经验，很多学者认为日本的问题主要是日元升值过快。“实质上还是资本大进大出带来的冲击。”

　　渣打亚太区渣打集团执行董事兼亚洲区行政总裁白承睿支持潘英丽的观点。他认为，当前国际金融局势仍较为动荡，中国在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同时暂不开放人民币自由兑换的做法是“最恰当的选择”。

　　白承睿表示，就人民币自由兑换的客观条件而言，中国目前金融系统的强度足以承担可自由兑换的人民币，全球市场也对可自由兑换的人民币有旺盛的需求。但对国际流动性流入问题，监管层应该始终加以持续有效管理。中国的谨慎行事不仅有利于自己的经济发展，也对世界经济的恢复具有重大作用。

　　针对其他国家开发本币自由兑换的情况，白承睿表示，很多国家过去曾设计了类似的时间表，但随着时间临近又选择了观望。开放本币自由兑换的一个重要考量就是当下国际市场的背景。只有在世界金融秩序进入相对稳定的前提下，开放本币自由兑换才是恰当的。

　　稳妥观点

　　金融体系改革须首先推进

　　“我觉得中国非得往前走。不管是外汇还是资本市场的发展，中国与经济大国的形象极其不匹配，应该往前走，同时金融体系要加强改革。”黄明认为，中国企业、金融体系应对人民币升值的能力远远比不上民营企业。中国国有银行的信贷能力还是大量靠政府去导向，所以它有没有具备能在国际竞争环境下盈利的信贷能力值得置疑。

　　黄明称，我们的资本市场按照国际标准有很多都不是特别成熟。他举例说，如企业想上市首先要申请，然后是发行核准，等公开发行股票之后，还要继续申请上市，这些审批之路很漫长，所以中国的资本市场并不是一个自由的市场。“让一个不是自由的市场完全放开来，当然是值得担忧的。”黄明说，尽管有这样的担忧，但他还是认为中国得尝试着学会“走路”。这就要从金融体系改革着手做起。

　　由于人民币资本市场并没有开放，所以中国的民营资本始终没有得到在国际市场投资的锻炼。黄明认为，实际上，这对于中国来讲是非常大的损失。“所以从长远来看，我非常支持开放。”

　　而潘英丽虽然反对资本项目过早开放，但也主张加快金融服务业的开放。她曾分析认为，美国对华直接投资收益率为18%，但中国对美国投资回报率最高的国债，却只有百分之三点几的利息。潘英丽表示，中国的资本也很多，我们对美国有1.5万多亿的净投资，我们还有大量的民间资本，投资机会也不少，但是收益率却不高。她认为，问题主要出在金融中介渠道是堵塞的，这导致大量资金投向了房地产，或者造高速公路。

　　潘英丽认为，要赶快开放金融服务业，这就使得国外基金有机会到中国发行金融基金，国外投行也可以来中国做投行业务，这就可以帮老百姓把钱引入到前沿的企业中去。“其实全世界最好的投资机会在中国。”潘英丽说，政府要通过金融服务业的开放把这个渠道打通，而不是让热钱进来。

　　“不能因为不确定的因素存在而延迟开放进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巴曙松(微博 专栏)指出，呼吁资本项目开放，不是呼吁急进地、不顾条件地推进市场化，但“积极稳健”也不等于无所作为。他认为中国的金融机构有应对危机的能力。

　　“我自己做过一个统计，大概5至8年之后资本项目开放可兑换。”他认为，所谓“积极稳健”地推进资本项目开放不等于无所作为，应该设定一个清晰的时间表去倒逼，让各方来积极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