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婷

　　“对伯南克的批评很荒谬”，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当年的论文导师、如今的以色列央行行长斯坦利·费希尔(Stanley Fischer)对《第一财经日报》记者如是说。

　　今年5月刚被任命连任以色列中央银行行长的斯坦利·费希尔可谓是全球最知名的经济学家之一。他曾于上世纪80年代后期担任世界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此后于麻省理工大学(MIT)任教时曾担任伯南克的论文导师。上世纪90年代时他又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担任第一副总裁职位，作为该机构处理亚洲金融危机的关键人物。在2005年他应以色列政府邀请担任央行行长之前，费希尔还曾担任花旗集团副主席。

　　近日，费希尔行长通过电话接受了《第一财经日报》记者的独家专访，就货币战争、QE2、金融监管改革等当前全球关注的重大问题发表了独特见解，并展望即将到来的2011年。

　　第一财经日报：与一些国家一样，以色列中央银行也通过不断买入美元来防止新谢克尔过快升值，从而不让强势货币有损出口。以色列财政部总会计师此前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记者采访时曾表示：“如果存在货币战争，那么以色列也正参与其中。”您认为全球是否正在经历一场“货币战争”，还是这个词本身就是个错误概念？

　　费希尔：我认为这是个错误概念。这个词来源于巴西财政部长。问题其实仅仅在于美国实行宽松货币政策会带来怎样的后果。而美国的量化宽松政策——即使并不带来汇率的变动，也会有所成效。这项政策的主要目标并不是汇率，但任何宽松的货币政策总是意味着该国货币相对走弱，所以才带来了目前的问题。但我认为美元终将走强，短期内会有所走弱，但随着美国经济复苏得到重塑，美元会在长期内走强。

　　日报：那么您怎么看待目前以色列新谢克尔兑美元的走势？

　　费希尔：新谢克尔兑美元并没有持续走强。我们去年开始至今进行了6轮加息，这增加了资本流入，但此后我们并没有完全干预汇率，因此新谢克尔有所升值，但最近一个月汇率都比较稳定。我们现在还在观望中。

　　日报：您刚才也提到了美联储的第二轮量化宽松政策QE2，事实上很多国家都对此持批评态度。作为伯南克的博士论文导师，您怎么评价这项政策？

　　费希尔：我认为这些批评很荒谬。如果美国经济增长，那么全球其他国家都将受益。而那些批评人士认为，伯南克应该按兵不动。是啊，在美国经济不增长与增长之间，我们更偏好前者，因为这让我们所有人都舒服些。但从以色列的角度而言，我们希望美国经济增长，即使这会对汇率产生影响，我们也能应对。但世界经济却必须重回正轨，如果美国经济年增长率仅为2%，世界经济也不会回到健康状态。美国在扩张财政政策方面已经举步维艰，因为这方面的代价已经很沉重了，因此这个重担就落在了货币政策之上。我相信，伯南克现在所做的，是任何一位中央银行行长在这一位置上都会选择做的事情。

　　日报：您这一论点的假设前提是QE2能够成功提振美国经济增长，但很多经济学家却并不认同。您怎么看待这点？

　　费希尔：我认为QE2能提振美国经济。本次金融危机之后的“惊喜”之一便是，货币政策是能够奏效的，尽管利率几乎已经降为零。当一国的中央银行，如美国那样，在2008和2009年时大规模购买长期资产，例如英格兰银行和其他一些中央银行也一样，都是有所成效的。因此我相信，这一次也会奏效。

　　日报：伯南克曾在11月19日的一场演讲中为QE2做了辩护，但同时也批评中国和其他新兴经济体低估了汇率。他认为现在的问题在于这些国家“操纵”汇率，而不在于美国的6000亿美元QE2政策。您认为呢？

　　费希尔：我认为中国实行更有弹性的汇率政策是有利的，即人民币汇率不与美元挂钩。有意思的是，很多国家指责伯南克的货币政策压低美元汇率，而这些国家实际上却在阻止美元贬值，因此我不确定这些抱怨从何而来。

　　日报：但对于新兴市场国家而言，面对西方国家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如何才能很好地控制前所未有的大量资金流入？

　　费希尔：当美国经济复苏势头加快的时候，部分资金会撤出新兴市场重回美国投资。正如我此前所说的那样，QE2会在短期内让美元贬值，新兴市场国家货币升值，但长期内却会强化美元。我认为，其间的干预措施是可以理解的，我们(以色列)也这么做。长期而言，只要QE2奏效，就不会存在这样的问题，而我相信QE2会有效果的。

　　日报：以色列是金融危机爆发后于去年加息的首个发达国家。自2009年8月以来，正如您刚才提到的，以色列央行已累计加息6次，试图让过热的房地产市场降温。但最近一次加息是在今年9月，直到最近刚结束的议息会议上，您仍然将12月的利率保持在2%不变，但却将利率走廊(Interest Rate Corridor)翻了一番。货币政策正常化过程中的这些变化原因何在？

　　费希尔：从一开始加息我们就表示，不会持续不断加息而是视情况而定——是否加息取决于世界经济、以色列经济、汇率变动以及其他国家货币政策的情况。考虑到所有这些因素，包括以色列第三季度出口有所下滑，同时全球经济不确定性的增加，我们决定此时并不适合加息。

　　日报：中国和以色列都面临着房地产泡沫的问题，也都出台了很多调控措施试图遏制房地产市场过热。但即使是中国总理温家宝也坦言，国内房价很难压下来。您能否与我们分享一些以色列在这方面的经验呢？

　　费希尔：我们最近也对房价的动向没有把握。最近以色列有两组互相矛盾的数据，一组数据显示房价有所下降，但另一组数据却又显示房价上涨。因此我们现在也很不确定到底房价是升还是降。但我所能确定的是，如果房价持续不断上涨，以色列央行与以色列政府一起会持续努力加以遏制。我认为中国政府一直以来都在这方面效率很高，而目前也还有一些政策可以利用。例如我们可以增加银行的借贷成本，除此之外还有税收政策，可以利用的政策还有很多。例如，中国香港前几天刚推出了一些抑制房价的政策，很有可能会成功。

　　日报：一方面要保证物价不过快上涨，不得不加息，但加息却又加大了新谢克尔升值的压力。中国在对抗通胀过快的过程中也面临着海外资金对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和投机行为。您是如何平衡这两种力量？这方面您对中国有何建议？

　　费希尔：我不想给出任何建议，因为我认为周小川行长非常能干，中国的财政部也很有能力，我相信中国能在这方面应对自如。就遏制通胀而加息以及汇率上升之间的矛盾而言，这完全取决于所在的经济环境：如果就业充分，那么加息不会对就业产生较大影响，相反，如果就业状况较为糟糕，那么加息后就不得不另行干预。

　　日报：除此之外，还有另一种平衡需要维持：增长与通胀。您最近对以色列经济前景作出了积极的评估，指出以色列经济今年的增速为4%，而同时通胀“接近目标1%~3%的中值”。您如何平衡经济增长与通胀？

　　费希尔：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时机”——必须正确选择加息的时点。与此同时，要决定是否采取干预措施，如何协调干预与加息之间的效应。

　　日报：让我们再来看看欧洲债务危机。欧盟已批准了对爱尔兰提供的850亿欧元救助计划。欧元区债务危机最近也不断升级，市场担心危机会从爱尔兰蔓延到葡萄牙甚至西班牙。您如何评估当前欧洲的局势？还有人说欧元可能会在10年内消失，您又如何看待欧元的未来？

　　费希尔：对于欧洲市场目前的形势，我不予置评。但我不认为欧元会在10年内消失，因为这一货币太过重要，而且也是相当成功的。任何货币体制、任何经济与货币政策、任何汇率制度都会在某个时期遭遇危机。这一货币的强度、可靠度已经建立起来了，各种问题也在解决之中，也有其他国家陆续加入到欧元区内，如爱沙尼亚将于明年1月1日加入欧元区。欧元区拥有很多优势，我预计欧元区一定能渡过难关。

　　日报：在危机后金融监管改革方面，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这场危机为我们带来哪些教训？如何能避免全球监管套利又考虑到新兴经济体的金融发展需求？

　　费希尔：我并不认为新兴经济体的金融发展需要一套不同的监管体制，因此这并不是问题。在金融危机爆发至今，那些并未经历危机的国家能迅速回到经济快速增长的阶段，而遭受危机重创的国家仍未复苏。每当回顾金融危机带来的影响，这种危险和代价仍历历在目。而金融危机带给我们的唯一而重要的教训就是：要控制好金融体系，保持谨慎的态度。有一句著名的俗语说，“坏账总诞生于好年景”(Bad loans are made in good times)，意思是，当经济状况很好的时候，所有银行都大量发放贷款，但一两年后坏账就开始显山露水了。因此必须要在经济繁荣的时期对银行贷款保持谨慎态度，而不是在危机后再行动。

　　日报：国际清算银行(BIS)表示，巴塞尔协议Ⅲ会降低下一场金融危机爆发的风险。但一些人却认为，巴塞尔新规对银行的约束仍然较松。您如何评价巴塞尔协议Ⅲ及其影响？

　　费希尔：我认为总体而言这些改革的方向是正确的，提高了银行的资本要求。但问题在于这些措施是否能尽快实施，我认为这些改革的落实期限拖得太长了。我们应该思考如何尽快实施，事实上各国还是可以加快落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