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小川行长的“典型的池子是外汇储备”引发了人们的高度热议。的确，过快积累的外汇储备对于中国而言，不仅是超大的流动性“蓄水池”，也成为影响中国宏观经济运行重大不确定性因素之一。一方面其规模不断累积，已经相当庞大；另一方面我们又要为其寻找合适的出口和安全流向。中国似乎陷入了一个对外金融资产循环的怪圈。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对外金融发展出现了三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变化：一是从一个外汇短缺大国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外汇储备国；二是从一个吸引外资大国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资本净输出国；三是从对外债务国转变为全球第二大对外债权大国。这些变化一方面对中国参与全球化的方式和过程产生了深刻影响；另一方面，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债权国，却常常面临不成熟债权国的种种困境。中国的出口鼓励政策和结构性原因，导致经常项目长期保持顺差，而我们的引资优惠政策又导致资本项目顺差。双顺差意味着一方面中国以高成本输入资本，另一方面以低收益输出资本。换言之，双顺差使中国遭受了严重的福利损失。

　　美国财政部日前公布，截至2009年年底，全球外汇储备规模已增至8.1万亿美元，而中国的外储增幅全球最高，目前中国的外汇储备规模占全球三成以上。巨额的外汇储备规模，不仅是中国对外经济平稳运行的基本保障，更是中国参与国际资本市场的重要筹码。但是，外汇储备并非多多益善。近年来中国外汇储备规模的急剧扩大，已经对经济发展造成了许多负面影响。

　　首先，损害经济增长的潜力。一定规模的外汇储备流入代表着相应规模的实物资源的流出，这种状况不利于一国自身经济的增长。如果中国的外汇储备超常增长持续下去，经济增长潜力必将受到影响。

　　其次，外汇储备资产存在货币错配和负财富效应。从2000年到2009年，10年间中国人均外汇储备从130美元上升到1772美元，人均外汇储备占人均GDP比重从13.7%一路攀升到48.8%，外汇储备已经构成中国国民财富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作为不成熟的债权国，中国无法以其自身货币进行放贷，大量贸易顺差带来了货币的不匹配和储备资产贬值的风险。如果以国家外汇管理局与央行公布的数据为基础，测算2005年至2010年中国外汇储备的福利损益，可以发现，除了央票收益率为正外，其它均为负值，这种福利损失就是外汇资产积累过度下的机会成本。如果外汇储备使用错配，每年将损失上万亿的机会收益，中国作为债权国，却产生了负财富效应。

　　第三，增加货币管理难度，削弱宏观调控效果。在我国现行结售汇体制下，央行负有无限度对外汇资金回购的责任，因此随着外汇储备的增长，外汇占款投放量不断加大。外汇占款的快速增长不仅从总量上制约了宏观调控的效力，还从结构上削弱了宏观调控的效果：外汇占款比例不断提高导致了央行冲销操作的空间变小，央行会透过提高存款准备金率要求、发行央行债券或两者兼用，去“冲销”这些额外的结余，以遏抑货币增长，因此，冲销的成本相当高昂。

　　此外，庞大的外汇储备不但对宏观经济运行产生严重冲击，其自身管理也存在重大风险。在众多资产中，中国外储不断向主权货币国家的政府债券倾斜：在全球主权债务危机形势最严峻的情况下，不仅连续4个月增持美国国债，稳居美国第一大债权国位置，5月以后更是加快了购买日本国债的步伐，而近期正逢欧洲国家债务融资高峰期，中国又在积极购买这些国家的债券。债务国家财政堤坝的巨大缺口和庞大的债务正吞噬着本国经济，也绑架了中国的国民财富。

　　就目前情况而言，中国金融业尚处于金融浅化阶段，在人民币没有国际化，在中国尚未建立起真正强大的本土金融市场之前，中国应该适当降低外储的规模，使其保持在一个合理的范围之内。从规模上看，综合考虑进口用汇(国际经验数据约为5到6个月进口用汇)、外债偿还用汇、外商企业未出境利润、国企境外投资用汇和应对资本异常变动预留安全用汇等几大因素，目前中国动态外汇储备基准规模维持在8000亿美元左右是合适的。而从结构上看，我国外汇资产大多集中在政府手中，民间外汇资金蓄水池有限。我国官方的外汇储备占全部对外资产的2/3(日本只有1/6)，这样的结构不利于各类主体多方向多渠道地使用外汇资金，也不利于各类主体多方式多路径地将外汇资金输出，更加大了外汇储备的管理风险。

　　因此，我们现在迫切需要对外储管理做出调整，尽快建立发达的本土金融市场，扩张金融市场的深度和广度，理顺投资与储蓄不畅的转化机制，通过增加国民拥有财产性收入实现财富重整，进而实现“藏富于民、藏汇于民”，巩固债权国的形成基础，同时提高国民的财富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