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茉楠

　　当我们细数此次G20财长及央行行长会议“避免各国汇率竞争性贬值”、“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框架”、“国际金融机构改革和全球金融安全网以及金融监管改革等”一系列成果的同时，也不免有一些遗憾，那就是对全球危机治理的核心、全球金融危机的肇事者——美元滥发并没有提出相应的制衡机制。这似乎是全球危机治理进程中一个最深层次的尴尬，这不仅会贻误全球救治危机的最佳时机，还有可能为下一次危机埋下更大的风险隐患。

　　20世纪下半叶以来世界很多时候被称为“美元世纪”，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当今全球市场体系的许多规则和制度的制定都与作为世界货币的美元密切相关，从而形成了所谓的“美元的结构性权力”。应该讲，美元为全球市场体系的扩张提供了信用基础，然而被美元捆绑的世界经济也由此踏上了失衡的征程。由于贸易分工和金融分工不断深化，美国、亚洲新兴经济体、石油生产国就成为全球经济结构失衡的三极，后两类经济体靠输出廉价商品、劳务和资源，创造了大量的“商品美元”和“石油美元”，形成了“美元—商品美元—石油美元”的三角关系，使全球供需和分工体系维系在“脆弱的平衡”上。全球经济一旦美元化就无法与之脱钩，似乎成为一个不可逆的过程。在这样的背景下，发展中国家的金融自主性将面临着长期的根本性的挑战。

　　上世纪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之后，国际货币体系就开始采纳信用本位货币制度。在“黄金锚”消失之后，美元、欧元、日元等主要国际货币开始充当“货币锚”，来衡量其他货币的相对价值。但与价值稳定的“黄金锚”不同，“货币锚”自身的价值动荡，会对国际货币市场造成影响。美元持续走软，非美货币面临的升值压力骤增，美元单边主义政策已导致货币信用和国际汇率体系的稳定受到严重冲击，欧元、日元等主要货币都放弃了作为国际“货币锚”的责任，各国汇率进入汇率的“价值重估期”。

　　美国对“经济自我主义”的金融政策一直游刃有余，近期即将重新启动“量化宽松”货币政策这一超常规货币政策的序幕。定量宽松货币政策不是金融技术问题，而是金融战略问题。G20此次会议呼吁“各国执行以市场为导向的汇率制度，克制竞争性的货币贬值”，但美元滥发，美国永久性大量增加货币，等于间接操控汇率，更何谈“克制货币竞争性贬值”。如果不制衡美元的超发，全球货币和汇率体系还将陷入“无序贬值”的动荡之中。

　　许多人认为美元政策“损人不利己”，其实不然：美联储不惜一切代价实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不仅通过直接购买长期国债释放流动性，降低投资长期资产的收益率，迫使投资者转而选择短期资产这样的表象，刺激美国金融，也使实体经济得到一定的促进。在又一轮“银弹”攻势下，美国经济似乎有企稳迹象。9月美国领先指标环比增长0.3%，9月份CPI环比连续三个月上涨，核心CPI近三个月基本持平，在低利率以及奥巴马政府对首次购房者的税收优惠等多项政策的刺激下，美国房地产市场过剩库存逐渐得到消化，9月份新屋开工数环比增长0.3%至61万户，为连续三个月增长；零售销售9月份也环比增长0.6%，为连续第3个月增长。

　　然而这种以邻为壑的不义之举又将危机恶化的风险转嫁何方，债权人和新兴经济体实际上已被推到承担潜在恶性通胀和货币无序贬值的边缘。日本过去10年实行“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历史告诉我们：“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可能对发展中国家的损害更大。海量的美元必然像潮水一样涌向全世界，冲击各国的金融市场和货币体系。其他经济体如果实行自由货币兑换制度，那么美国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会造成这些经济体国际收支和外汇储备严重恶化。而对于那些实行固定汇率的经济体(主要是亚洲经济体)，由于贸易顺差和巨额外汇储备中一般以美元为主要币种，在美国实行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后，内部必然造成恶性通货膨胀。同时流动性的持续大量流入，也将导致输入国的货币供给内生性增加，直接改变了货币政策发生作用的机制和作用环境，从而削弱了货币政策的自主性。

　　凭借美元世界货币的地位和经济强权，在本次全球性经济危机，美国严重触及到了货币发行的“底线”，甚至不惜动用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开闸放水，然而流动性一旦释放出来，即使是美联储也无力掌控。更可怕的是如果一方面通胀预期升高，另一方面有效需求仍然不足，那么滞胀将在所难免。痛定思痛，如果不制衡美元滥发的现象，全球经济就很难走出动荡和失衡的危局。(作者为国家信息中心预测部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