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以升 冯郁青 李彬

　　自2005年7月21日至今，人民币汇率体制改革走过了5个年头。这期间有2008年6月到2010年6月的两年回归。作为中国金融改革的重头戏，应该怎么总结5年得失，怎么展望未来人民币汇率水平和汇率机制前进之路？《第一财经日报》约访了四位嘉宾：

　　2002年~2004年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李扬教授

　　2004年~2006年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余永定教授

　　2010年至今新任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李稻葵教授

　　IMF前资深顾问、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巴里·艾森格林(Barry Eichengreen)教授

　　是否该更早更快升值？

　　第一财经日报：2001年中国加入WTO，2002年中国经济走出上一轮低谷，2003年人民币升值预期开始加强。加入WTO的这近十年是中国经济参与全球化、日渐腾飞的十年。这十年里的核心问题之一，则是人民币汇率和外汇储备问题。一个简单的问题，这十年里，尤其是2003年至今，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我们做对了什么，做错了什么？

　　余永定：我认为升值本应该更早一些，早在2003年就可以开始了。升值的速度也可以快一些。果真如此，我国的国际收支平衡的状况会更好一些，2003年底我国外汇储备是4032.51亿美元，现在则接近了2.5万亿美元，还不包括中投公司的2000亿美元。

　　当时忌惮升值主要是怕企业受升值的影响。有政府部门、学者、很多企业都称，升值3%就要集体破产，但到2008年危机之前人民币对美元升值超过20%也没出现这个情况，这已经证明这是一个集体性误判。危机之后的企业倒闭问题，则是外部需求、企业自己更新换代以及包括劳动力成本等综合因素导致的。综合来看，在汇率问题上，我们可能谨慎有余，勇气不够。

　　李稻葵：从2005年到2008年的汇率机制改革，应该说是非常成功的。通过可控的渐进式的自主升值，让国际收支失衡情况有所缓解。同时微观层次上让企业面临更大的转型调整压力。

　　如果说有不太成功之处，可能是在公共宣传、外部沟通上，过分地把人民币跟美元汇率作为主要汇率来关注。但实际上人民币对美元之外其他货币汇率也在波动。比如今年人民币对欧元就升值了大约20%。

　　艾森格林：这些年里，中国的整体政策是不错的，在向一个更灵活的汇率机制变化。 同时也在重新平衡其经济结构，提高国内消费，渐渐地偏离出口和投资部门的贡献。我认为中国做得不足的是行动还是不够快，中国可以行动得更快一些。

　　日报：艾森格林先生，为什么认为2005年至今对美元超过20%的升值幅度还是不够快？

　　艾森格林：我想说的是，对中国经济政策的讨论，不应过多集中在汇率问题上。汇率只是一个相对价格，必须根据经济中的变化来调整。重要的是，中国要集中力量重新平衡其经济，方向就是更多的国内消费，将重心偏离出口部门。

　　以上是一个清晰的目标。这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实现，一种是通过汇率的变化，这正在发生。另一种是通过国内的通货膨胀，比如通过工人工资，最近北京和深圳将最低工资提高了16%~20%。关键是，总讨论汇率问题没有什么意义，或者汇率会变化，或者价格水准会变化。

　　当然，这两个方案里，我认为如果通过汇率来实现这个调整，比通过提高国内价格要好很多。通货膨胀并不是很健康的，一下子提高20%的工资是有破坏性的，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个方向不做。

　　2008年重盯住为什么是正确的？

　　日报：2008年6月至2010年6月这两年期间，人民币大幅缩小了对美元汇率的波动幅度，基本盯住美元。这两年期间，美元经历了大幅升值、大幅贬值、又大幅升值的波动，主要新兴市场货币也动辄20%、40%的升贬值。中国央行在6月份的公告中，指出这段重挂钩经历是正确的。怎么判断这个问题？

　　余永定：从事后来看，我认为也不一定非得要重新盯住美元，但由于特殊情况，国际经济形势急剧恶化，我们回去重新盯住也不能说一定是不对的，至少说是有道理的，世界上这段时间也没什么更多的反对之声。

　　因为大家知道，经济增长的形势不好，尽管我们重新盯住了美元，但实际上，中国经常项目顺差减少，也就是说贸易向平衡方向发展。因此，央行加大外汇市场干预，避免人民币对其他货币较大幅度升值，这也是没什么问题的。

　　艾森格林：我理解中国为什么要采取这样的政策，这时因为全球经济衰退对中国出口产生影响。

　　但我还是想说，大家都从汇率角度来考虑问题，这是不对的。比如，针对中国在2008年6月之后的重新挂钩，我们可以问，中国本来是否有其他更好的措施？有没有更多通过内需拉动经济，以减少对出口的依赖？有没有对社保体系等加强建设，以真正启动内部消费？

　　如果仅仅关注汇率问题，并不是有效地理解这一问题的方法，应该关注潜在决定人民币汇率的政策。

　　李稻葵：从大的方面来讲，这两年期间的重新挂钩是有道理的，是正确的。这么做实际上是支持了世界经济的稳定，也帮助稳定了美元，因为这时期主要新兴市场货币都是对美元大幅贬值的。人民币没有贬值，帮助了周边，帮助了美国。这一点美国是肯定的、买账的。

　　日报：如果当时不重新挂钩美元，人民币在2008年6月之后的走势如何？当时香港NDF市场人民币汇率从6.3贬值到6.8的即期水平，后来又贬值到7.3水平。

　　李稻葵：我觉得可能是先贬值、后升值。当时市场也的确有贬值预期。我相信，如果人民币真这么做的话，美国政府和周边国家也无话可说。因为这是跟着趋势走。

　　但我们没这么做，其实是做出一定牺牲的，2008年下半年是我国出口下降、出口企业亏损、出口部门大幅失业的。但这换来的是对世界经济稳定的贡献。国内学者应该多讲这个道理。现在讲得不够。

　　余永定：我认为还是会持续升值。从外汇市场供求看，尽管贸易顺差减少，但是还有贸易顺差，还有资本项目顺差，这也就意味着在外汇市场对美元的供给大于对美元的需求。

　　NDF是市场的一种判断，这种判断包含了很多复杂的因素。NDF只是反映了在现货市场上人们对未来的预期，说明不了什么问题，只能说明大家的预期而已，外汇政策不可能根据NDF来决定。否则就是本末倒置。

　　人民币汇改目标方向在哪儿？

　　日报：目前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是有管理的参考篮子货币机制。从未来长期来说，人民币走向真正浮动的目标是否明晰？资本项目开放的时间表是2020年，是否明确，2020年人民币最终走向这一最终目标？

　　余永定：首先，人民币盯住美元是不可能的。有管理的浮动，在中期可能还是可行的方针。

　　我倾向于让人民币汇率由市场的供求来决定，但不排除政府干预。我的理念是政府干预永远不能排除，但是这种干预不能是常态，只是针对特殊情况。

　　从目前来说，机制是参考货币篮子，但参考的程度市场并不明确，还是干预主导，说白了参考篮子就不叫制度。这种机制最大的效用是提供了双向浮动的可能性，但这种作用多大程度阻吓国际投资者还很难说，不过却会阻吓很多国内的生产者。这种参考篮子的机制策略不是没有道理，但负面作用也是明显的。

　　中期可以盯住一篮子货币，长期就是自由浮动。如果人民币以后国际化，国际化的货币只能是自由浮动的货币，只有自由浮动，才能进入SDR的篮子中去。

　　艾森格林：人民币需要更灵活，这是下一步中国政府想要做的。但我不认为中国会走向完全自由的汇率政策，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中国还是会实行有管理的参考篮子货币机制，但这种管理会允许人民币有更多的浮动空间。我猜测到2020年，中国汇率还是会有一定程度的管理，但是会有更大的灵活度。

　　有管理的参考篮子货币机制，比只是紧盯美元对中国来说是更理性的选择。中国不仅对美国出口，也对使用其他货币的国家出口，所以不要只盯住美元这是对中国很自然的事情。

　　李稻葵：我不认同完全浮动的方向。我还是比较认同，汇率是经济要素体系里一个多余的变量，只要汇率相对稳定、有一定弹性，长远来看，其他价格水平，包括工资、资产价格都会围绕它进行调整。

　　因此长远来看，人民币汇率还是要有管理的浮动。既不要维护责任太高的固定汇率，也不能完全浮动、大上大下。其实观察来看，日元、英镑等货币都是如此，有人会认为今天的日元汇率机制是完全市场化浮动的吗？审慎的有管理的浮动，是实事求是的比较合理的政策。

　　人民币均衡汇率在哪儿？

　　日报：对于人民币汇率问题的一个基本争议，是均衡汇率水平问题。如果单谈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目前是否已经接近均衡水平？

　　李稻葵：是不是均衡真的不敢讲，一般也比较回避这个问题。从理论上说，任何汇率水平都可以是均衡水平，因为国内物价可以不断调整。所以我一直不是很认同均衡汇率的讨论，对这一整套体系都不是特别接受。

　　我只能说，现在人民币没有大幅升值的市场基础。至于未来5到10年，我认为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取决于美国的货币政策。如果美元继续数量扩张，美元对主要货币贬值，那美元对人民币同样有贬值压力。

　　余永定：当前中国对均衡水平的理解有很多混乱的地方。对于均衡汇率有各种各样不同的定义不同的方法，结果也是不一致的。2007年美国有研究者总结过18种均衡汇率理论，结果差异很大，但其中有17种方法认为人民币低估。

　　现在均衡汇率主要有三种办法，一是购买力平价理论，以这种理论为基础的模型不少，但这种模型推导结果有很大局限性，不要轻易以购买力平价为基础所做的研究均衡汇率的结果来推断人民币低估还是高估。

　　另外两种是行为均衡汇率和基础均衡汇率。从均衡概念出发，我们会考虑到很多均衡价格。均衡汇率可以指汇率使贸易实现平衡，这是均衡汇率。可以认为，是经常项目顺差为0，还可以认为国际收支为0，均衡汇率水平可以使国际收支长时间内处于均衡状态。到底取哪种概念？现在在中国的讨论中，并没有作明确的区分。

　　比如，在印度这样的国家，物价是便宜的，你不会认为印度卢比是高估的，但印度是经常项目逆差；日本东西贵，但日本是经常项目顺差；从购买力平价所产生的感觉和国际贸易平衡、国际收支平衡相矛盾。所以均衡汇率领域有很多理论问题并没有得到彻底解决。

　　所以一种理论说明不了什么问题，利用购买力平价得出的结构也没有太大价值。

　　日报：央行6月份指出，目前人民币对美元并没有大幅升值的基础。今年上半年以来，美元处于大的升值通道，在这个背景下，怎么展望人民币汇率水平？

　　余永定：我认为美元升值是短期的，美国从2002年开始所谓战略性贬值的路依然没有结束，危机期间的避险升值是不正常的。

　　由于国际货币体系的安排，市场没有其他的避险渠道，认为美国债安全主要是一种短视行为。美国掌握了世界货币发行的印钞机，美元货币本身价值在下降，未来出于某一个触发机制，美元会出大问题。

　　从最近来看，美元的势头已经减弱。美元指数从6月上旬的88已经贬值到目前的82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