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索罗斯

　　德国过去曾处于欧洲一体化的中心，他们愿意作出一些牺牲，以争取欧洲的认同。但是这些日子已经结束。欧元陷入了危机，而德国扮演了主要角色。德国人不再觉得自己极为富有，所以，他们不愿继续充当其他欧洲国家的钱袋。这种态度的转变可以理解，但它使欧洲一体化进程陷入停滞。

　　从设计上看，欧元从启动之初就不完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建立了货币联盟(央行)，但没有建立政治联盟(中央财政部)。当涉及主权信用时，欧元区各成员国需要各自为战。

　　在希腊主权债务问题上，欧盟当局反应迟缓，原因是欧元区成员国分歧极大。法国及其他国家愿意表现出团结，但德国——在20世纪曾两次遭受价格失控的重创——不愿看到任何通胀压力的积累。于是，希腊危机开始恶化并蔓延开来。当欧洲领导人终于采取行动时，他们不得不拿出一个规模大得多的救援方案。

　　但欧元区目前出台的政策，与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留给我们的教训完全相悖，有可能会将欧洲推入旷日持久的滞涨，甚至更糟。如果这真的发生了，德国将要承担很大一部分责任。我们不能因为德国想要一个坚挺的货币与平衡的预算而指责它，但作为最强大与信誉度最高的国家，它正不知不觉地将自己具有通缩效应的政策，强加于欧元区其他国家。

　　德国应考虑以下思维实验：退出欧元。重新恢复的德国马克将会一路飙升，欧元将会直线下跌。欧洲其他国家将会变得具有竞争力，从而依靠增长摆脱困境，但德国将会发现，拥有一个币值过高的货币是多么的痛苦。它的贸易收支将会变成负数，失业率将会高企。国内银行将会因汇率发生严重亏损，从而需要巨额政府注资。但德国政府可能会觉得，与拯救希腊或西班牙银行相比，拯救德国银行在政治上更容易接受。当然，这纯粹只是假设，因为，如果德国退出欧元，其政治后果将不可想象。但上述思维实验，或许有助于阻止这种不可想象的事情成为现实。 (作者为索罗斯基金公司董事长，文章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