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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章玉贵

　　美中围绕人民币汇率的大博弈，既是美国霸权逻辑的延伸，也是美国运用力量工具“修理”竞争对手的娴熟招数。某种意义上亦折射出在既有金融与产业分工格局下，中国依然处于的弱势分工地位；中国最多可以容忍出口企业花五至十年时间来改变现有的OEM格局；中国同样需要锻造自己的力量工具来反制“中心货币”国对人民币汇率主权的挑衅。

　　表面看来，美国暂时叫停人民币汇率之争，使得中国紧绷的神经舒缓了不少。但是谁都知道，这是在某些方面有求于中国的美国释放的一个战术信号。笔者并不反对有人按照老辣的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劳伦斯·萨默斯的话来理解美国推迟公布汇率政策报告的用意。但是萨默斯的一句“推迟公布互利政策报告的决定是正确的”，其实已经蕴含着太多的利益考虑了。

　　美国为何总拿别国汇率说事？

　　在汇率问题上，吃过明亏暗亏的国家显然不止中国，且不说美国在25年前使用的“阳谋”使得日本至今仍后悔不已。就是曾经不可一世的英镑以及承载欧洲货币复兴希望的欧元，都有过被美国反复修理的痛苦经历。而美国近年来一再拿人民币汇率说事，既是美国霸权逻辑的延伸，也是美国运用力量工具“修理”竞争对手的娴熟招数。因为在今天的美国看来，中国经济在规模上和影响力上的急速扩大正在超出美国控制的范围。假如不能打断或者干扰中国经济发展步伐，放眼世界，将来最有可能挑战美元地位的恐怕非人民币莫属了。而美国一般在发动汇率战之前都会找到一些冠冕堂皇的理由。例如，美国除了将对中贸易逆差归咎于人民币汇率低估外，还抛出了一个所谓的“全球经济失衡论”。其最新的解释就是美国的贸易赤字或曰国际收支赤字根因在于中国操纵了人民币汇率从而导致对美不公平贸易。其实，地球上的经济学家都知道，当前的全球经济失衡，只不过是对金本位期英镑作为国际本位货币时国际经济出现的不平衡，和布雷顿森林体系后两次国际经济不平衡的重演。根源就是用一个国家的主权货币作为国际货币面临的“特里芬难题”以及由此决定的解决国际经济n-1问题(即在由n个国家组成的固定汇率区中，理论上可有一个货币自由决定其货币对内和对外价值，如何分配和使用这个自由度)采用的“不对称”办法。与中国对美贸易顺差没有根本的必然联系。但是美国从来不会计算或者不会公布中国物美价廉的出口商品之于美国消费者的福利效应，而是在经济不好的时候往往出于政经利益考虑拿人民币汇率当替罪羊。

　　国际分工弱势格局何时改变？

　　美中围绕人民币汇率的大博弈，某种意义上亦折射出在既有金融与产业分工格局下，中国依然处于的弱势分工地位。众所周知，在当今的国际金融分工格局中，美国处于当仁不让的顶层地位。多年来，美联储作为事实上的全球中央银行，不仅通过发行美元每年获得大约250亿美元的铸币税收益，更可以通过定期不定期调整美元利率来向别国辐射经济调整的成本乃至转嫁国内经济与金融危机。反观中国，既没有反映经济实力成长的世界级货币，又缺乏可以影响美国货币政策的力量工具。中国持有的外汇储备，既不能在国际大宗商品市场上扫货，又难以并购优质的美国企业。只能用来购买美国国债和其他美元债券，收获的只是不到4%的年利息。还要背负全球经济失衡责任者的恶名。

　　另一方面，在美中贸易结构中，中国表面看来是最大获益方，实际上却是不折不扣的打工者。改革开放以来，基于劳动力成本以及资源禀赋形成的外需主导型的经济增长模式，是中国在特定历史时期的发展路径安排，也为缓解就业压力做出了巨大贡献。但站在全球价值链的角度来看，中国对美贸易获得的实际收益并不多。摩托罗拉、 IBM、英特尔、宝洁、可口可乐等在华美国跨国公司才是最大获利者。以制造业为例，中国制造业在国际分工中的获益程度主要取决于国内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以及本土企业在产业增值分配中所占的比例。然而近年来，尽管中国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有了较大提高，但制造业中有竞争力的产品基本上集中于低附加值产品领域，绝大多数行业在国际分工中仍然处于产业链的中低端环节。中国企业由于缺少核心技术和核心产品，严重依赖国外的技术创新，盈利水平受到限制和挤压；在华美国跨国公司通过产品链条内的垂直分工，在中国投资生产低附加值零件和整机装配，同时进口凝聚技术精华的高附加值部件，并拿走了大部分利润。如今，美国紧抓人民币汇率问题不放，就是看到中国出口企业在全球产业链的OEM格局下对汇率稳定高度依赖的弱点，来敲打中国经济的敏感神经。因此，中国必须下定决心升级制造业，力争用五至十年时间来改变出口企业的OEM格局，否则将更难摆脱在分工和贸易领域受制于人的局面。

　　维护汇率主权关键要靠什么？

　　美国主动挑起的人民币汇率之争，是处于不同发展阶段与分工地位的两大经济体，各自维护在全球价值链核心利益过程中的战略性碰撞。现阶段，中国也许只能在既有格局框架下与美国展开非对称性博弈。但长期来看，中国必须锻造自己的力量工具来反制“中心货币”国对人民币汇率主权的挑衅。笔者认为，中国除了积极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之外，还要设法突破美国在金融领域构筑的壁垒，力争在高端产业实现跨越式发展。另一方面，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要树立强国自信，让全世界明白：不仅中美两国，甚至全世界其实都经不起一场大规模的贸易或金融战。至于摸清美国的底牌，做好因应美国挑起各种争端的各种预案，更是中国的必修课。假如中国在美国是“最大汇率操纵国”的议题上能够做足功课，或许也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东方管理研究中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