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30日，中国央行今年第一季度货币政策委员会会议召开，研究下一步货币政策走向，会议召开之前，央行下发通知，经国务院批准，任命周其仁等人为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

　　毫无疑问，对央行而言，货币政策中最重要的两项——利率和汇率，都进入了艰难抉择期。中国2月份通胀已经逼近3%的水平，即使3月份会回调一点，但是“CPI3%红线”告破毫无悬念，这直接带来加息的逼问。尽管央行已经启动了上调存款准备金行动，但只有加息才是真正的“退出性政策”。不过，决策者不断用“经济回升还不稳固、不确定因素还非常多”来观察，但是如果CPI上升很强劲的话，那么这将是非常尴尬的，除非政府改变CPI的计算方法，例如将还会上涨的食物权重调低，将高位滞涨的住房类权重调高。

　　在汇率问题上，美国对中国“汇率操纵国”的惩罚看上去任何时候都像是“真的”，但是由于中国过于强硬的表态以及学者民间话语对“人民币升值”的口诛笔伐，使得“人民币升值”变成了一个没有太多弹性空间的事项。就像美国将对华贸易高度政治化一样，“人民币升值”也被高度政治化。在这个过程中，冷冰冰的理性利益计算被抛却了。

　　我们认为，在资本项目管制下摆弄“购买力平价理论、巴拉萨-萨缪尔森效用等等模型计算人民币合理汇率水平都是不靠谱的，这造成有的研究说人民币低估，也有研究说人民币没低估。只有资本项目管制的解除才能看清楚人民币均衡汇率，因为资本项目账户可以反映中国居民利用不同国家资产价格差异(比如美国房地产比中国更有价值)，或者一些官员和富人通过转移资产于海外表达对国内体制的风险偏好。这些因素都将反映在资本项目中，从而更充分地表达人民币的实际币值。现在，所有关于人民币汇率低估或者高估的学术判断都比较“虚无”。

　　唯一不“虚无”的是情势以及大国博弈。必须要认识到的一个事实是，从中美贸易结构和依存度看出来，美国市场对中国的重要意义要远超中国市场对美国。另外，我们不能仅仅计算中国汇率上升对出口的打击，还要对比它的“机会成本”——美国如果对中国商品征税，那么将等同于人民币上升的幅度。当然，最后还要添加进去中国的威慑程度，例如对美债抛售。但在非金融危机期间、在美国四季度GDP强劲上升，美元倾向贬值鼓励出口之时，抛售美债威力很弱。

　　澳新银行的研究表明，人民币不升值，美国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向中国征收25%的惩罚性关税，考虑到关税的不完全传导效应，并且假设G3的GDP增速在2.5%左右，那么中国普通商品出口将下滑12.4%，而加工贸易商品出口则只会下滑4%左右，两项合并，中国的整体出口将下降10%左右。

　　可以简单估算，造成中国整体出口下降10%对应的人民币汇率升值幅度至少在18%以上，这就意味着如果中国潜而不显地升值3%-5%是划算的。中国可以考虑用适度升值的方式，获得国际政治博弈的空间。同时，由于中国的顺差中，很多附加值其实是被美国跨国公司得到了，中美贸易失衡相当程度上是一种跨国企业内部的贸易安排，是一种企业所有权安排导致的贸易逆差，美国“就业岗位”不是被中国抢走的，而是被美国企业自己“转移”掉的，那么这种贸易逆差也必然受到跨国企业政治游说的保护。如果中国在汇率上用理性计算的方式来处理，那么也能充分利用上美国内部的“援华力量”，从而令中国获得一个次优的外部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