肇始于美国的次贷危机正在演变成全球性的经济危机，G3经济体下行，新兴市场动荡，中国也处在新世纪以来经济最困难的时期。

　　在这样的背景下，不少国家纷纷加大政府支出，用于拯救金融机构，减缓衰退，保障民生，促进增长。中国政府也通过政府大力投资，大力实施产业振兴规划，大力推动社会保障建设和加快实施科技创新，力求早日振兴经济。

　　在金融危机和经济调整中，政府在扩大需求方面的作用无疑是重要的。但是，我们也要明白，除了“凯恩斯式增长”，还需要“熊彼特式增长”，也就是发挥企业家的精神和企业的创新作用。

　　美国著名企业家艾柯卡曾经说，只要有50个企业家，就可以从危难中拯救美国。日本“经营之神”松下幸之助也说过，一个企业的兴衰，70%的责任由企业家负责。

　　奥地利学派强调，在发现有用的知识，调配资本、劳动、技术和原材料，并由此创造出不断增长的产出这些活动中，企业家精神是必需的，推动经济增长的主体是在不断深化的劳动分工(专业化)中运用知识的企业家。美国经济学家鲍莫尔在研究了寡头型、国家导向型、大企业型、企业家型四种经济形态后令人信服地表明：“如果目标是经济增长，则真正重要的就是创新型企业家。”他把“成功的企业家经济”看作“一个燃料充足的经济增长机器”。

　　在解释现实中发生的经济现象时，基于企业家视角的研究显得更加有力。管理学家德鲁克在研究美国1965到1985年间就业人口不断增长，完全打破了每50年一个周期的“康德拉杰耶夫经济停滞”时指出，是成千上万的企业家的创新活动避免了经济大衰退。正是企业家精神与企业家管理，引导着从新创的小企业到通用电气这样的大公司，从企业界到大学和医院，寻求“有目的的创新”，最终形成了生机勃勃的“企业家社会”，创造出“非典型的康德拉杰耶夫经济周期”。

　　类似的对企业家作用的研究在上世纪最后20年的硅谷热和互联网浪潮中再次升温。例如，萨克塞尼安在《地区优势：硅谷和128号公路的文化与竞争》一书中证明，单纯从技术和人力资源角度，不能区别硅谷与波士顿附近128公路地区的优劣，它们之间的根本差异在于硅谷具有一种更适合高新技术企业发展的机制和文化。硅谷企业家的意识是，只要抓住机遇，勇于冒险，机会将会永存，即使失败了也没有什么关系。硅谷发展过程中依靠的动力，乃是无数企业家和创业公司此起彼伏、永不衰竭的创新冲动，以及对这种冲动全面而有效的保护。

　　企业家驱动经济发展，不仅可以在欧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反复得到印证，在中国百多年来的经济史上也被显著地证明。“中国要富强，非急速变成一个工业化国家不可”(荣德生)，正是秉持这样的精神信念，张謇、荣氏兄弟、穆藕初、范旭东、卢作孚、刘鸿生们开创了各种新式工业，生产出新式的消费用品。是这批民营企业家，而不是“红顶商人”和洋务买办，代表了中国近代产业的正确方向。而著名经济学家张培刚1947年在哈佛大学完成的博士论文，在分析工业化过程的五项基本因素时，已经把“企业家创新管理才能”和人口、资源、社会制度、生产技术相并列，并认为企业家创新管理才能和生产技术属于发动因素。

　　在研究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时，我们也看到，正是通过改革开放和发展市场经济，“为有创业能力的人从事生产性活动提供了广泛的可能性，提高了从事生产性活动的报酬水平，由此推动了民间创业活动的兴起。正是大量企业家才能转而配置到了生产性活动上面，中国的民营经济部门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中国经济才实现了较长时间的一次高速增长。”(吴敬琏)

　　我们希望中国和亚洲的企业家们，能够在危机面前发扬不屈不挠的精神，如同熊彼特的经典性论述，他们应该“存在有一种梦想和意志”，“存在有征服的意志，战斗的冲动”，“存在有创造的欢乐，把事情做成的欢乐……为改革而改革，以冒险为乐事”。这种充盈着旺盛精神生命力的状态，将是企业发展和不断变革的原动力。

　　“经济的复苏，取决于企业家的复活”，而企业家的复活，既取决于外部环境的优化，更取决于内在驱动力的发扬和不断的自我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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