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体系的改革是如今我们面临的一个关键问题。

　　我重复一下对目前问题的见解——我们拥有国际化的市场，但眼光仍局限于国家层面。迄今为止，国家对这场危机的反应比地区或国际的反应更快。目前国际金融结构的主要缺陷是，对这场危机的初始反应只停留在国家层面上——甚至在欧洲内部也是如此。每个人只关注他们自己的银行。在对援救努力作出适当反应方面，美欧也表现出协调不足的缺陷。

　　不可否认，世界变得越来越互相依赖、密不可分。因为成熟市场的杠杆作用巨大，所以，去杠杆化对新兴市场会产生冲击，并且这种影响会一直持续，直到过度消费问题得以解决。同时，如果没有政治家的风度，以避免正在上升的民族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我们会看到亚洲如同供应链失去其客户一样承受进一步的负面影响。

　　从中短期来看，亚洲人在国内和国际领域能做什么呢？

　　请允许我从治理哲学到国际结构，详细说明几个基本点。

　　首先，危机是人们过度消费的自然结果。危机是人类活动中最具达尔文主义的——它创造性地破坏了非理性的繁荣，把每个人带回到了现实，那就是没有免费的午餐。熊彼特说危机过后，随之而来的将是复兴，这不无道理。危机实际上加快了虚弱且欺诈的机构退出，而这是在一段正常时期内有效监管应该发挥的作用。因此，我们必须要回归本质，理顺重点。一个相对简单的社会正义体系能够长期稳定地运行，它比花哨复杂的衍生体系要更好，因为在后者中会有一部分人以其他人为代价积累巨额财富。

　　记住，在关于危机的记忆消退、既得利益者再次阻挡改革之前，事实上只有一个短暂的改革时间窗口。如果我们不顺势进行改革，下次危机将是必然的。

　　第二，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衍生品，既有杠杆作用，又伴有风险。风险会转移但不会消失。实际上，不理解衍生品的实质本身就是很大的风险。

　　衍生品的问题在于，其衍生的层级越高，与基础的关系就越复杂(并越难理解)，杠杆作用也会越大，导致衍生品金字塔有利可图的同时又充满风险。根据经验，如果基础资产陷入困境，衍生品金字塔会很快崩塌。

　　第三个基本点是，如果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衍生品，那么除非实体经济强劲，不然金融体系都难免脆弱。我们不能被货币理论所迷惑，从常识的角度来说，金融必须服务于实体经济，而非驱动实体经济。

　　关注实体经济，即我们要更加注意房地产市场，因为它是社会稳定的主要支柱之一，我们要保证通过适当的政府政策提供足够的住房。并且，在可持续的公平的基础上，让大多数人能买得起住房。为住房提供融资是好的，但不能投机。

　　第四条教训是，整个金融治理哲学及其在金融稳定政策功能方面的作用需要加以审视。额外的监管会遏制金融创新，产生新的失真，这是陈腐的争论了。坦率地说，我认为，如果我们能付出500多亿美元的监管费用来防止庞氏骗局，来挽救世界2.8万亿美元的损失，那么每一分额外的监管费用都是值得的。任何金融监管体系真正的风险是，它是否被金融业所驭使。

　　第五，我们不能让理论和一厢情愿的思维先入为主，走在实践和现实的前面。亚洲金融危机和目前的危机的主要不同点在于复杂性方面。亚洲金融危机中，过度杠杆化的所有特点都在公司范围内，那是旧式的银行危机和货币危机。目前的衍生品危机特别复杂，就连投资者、银行家和金融管理者都无法理解其复杂性和蕴含的风险。目前的改革计划中令我担心的是，每一个标准的制定者和监管者似乎都想增加其复杂性，而不是把这次危机作为简化的机会。CBN摄影记者/吴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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