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周馨怡 上海报道

　　“在美元泛滥的情况下，中国最大的危机是汇率风险，而不是美元资产贬值。”4月12日，迈克尔·赫德森(Michael Hudson)在接受本报记者电话专访时指出，“因为在这个问题上(指维护美元资产的价值)，中国政府的选择已经不多了。”

　　这并不是赫德森第一次为一国政府如何应对危机出谋划策。除了长期担任俄罗斯杜马顾问外，这位美国长期经济趋势研究所所长，密苏里大学著名经济学教授，还是加拿大、墨西哥和美国等国政府以及联合国训练研究所的经济顾问。

　　赫德森是美元霸权问题最权威的学者，奠定此地位的是他在1960年代末完成的一个研究项目。

　　当时由于深陷越南战争，美国财政赤字日益增加。哈德讯研究所(Hudson Institute)拨出经费，要求赫德森研究美国国际收支赤字可能带来的后果。

　　他的研究结论是，大量国际收支赤字不利于世界经济的平衡发展，但是对美国却是有利的。“尼克松政府把我对美元帝国主义的分析转换成了一本‘操作手册’。我完成的是一个‘不那么做’的报告，但是有能力从事剥削的国家更有兴趣掌握如何运作美元帝国的方法。”

　　在赫德森看来，当前的这场危机和1970年代初的危机十分相似。“危机导致各国政府都在试图通过各种手段规避美元，但是只要国际金融体系的结构不发生根本改变，美元霸权的地位将一直持续下去。”

　　美国在1971年8月15日全面放弃美元与黄金挂钩，从此美国可以放任自己的国际收支赤字无限扩大，并通过美国国债吸收其他各国央行的盈余美元为其预算赤字融资，一举奠定了美元的霸权地位。

　　“美国政府只需加速印发美元，就能将大量美元注入其他货币区来迫使其他国家提高本国货币兑美元的汇率，从而促进美国的对外投资和出口。”在赫德森看来，这是人民币汇率问题的最大隐患。

　　“三剂药”稳定人民币汇率

　　面对隐患，赫德森开出的“药方”用了三剂药。

　　停止积蓄美元被赫德森列为维持人民币汇率稳定的关键一步。为达到这个目的，他提出两点建议：拒绝美国投资进入中国市场；避免在和美国的贸易中使用美元，改用本国货币或者采取商品互换的方式。

　　“一旦巨额美元进入中国市场，中国政府只能面临两种选择，人民币升值或者又一次把这些美元借给美国财政部来为其国内的预算赤字融资。而这些预算里的一半将会被用于军事研究。”赫德森进一步指出，“强大的军事实力将成为美国政府日后威胁中国政府接受更多美元时的筹码。”

　　在他看来，中国政府已经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3月18日中国商务部否决可口可乐和汇源的收购案便是中国所迈出的正确一步。“另外，正在开展的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工作也是非常好的政策。”赫德森表示。

　　加入WTO之后中国廉价的商品出口一直起着维持美国国内低通货膨胀率的作用，因此一旦拒绝中国商品，那么美国政府必须应对显著上涨的国内物价。而如果美国政府对中国商品课以非法关税，那么中国政府有权采取报复性手段。考虑到这两点，赫德森预测，美国对中国开展贸易战的可能性很小，中国政府不用担心停止吸收美元之后美国的回应。

　　双重汇率制则是赫德森为中国政府维持人民币汇率稳定提出的第二条建议。

　　双重汇率制的典型做法是一方面采用固定的商业汇率，这样进出口商品价格和出口竞争力不会受到资本流动带来的汇率波动影响；另一方面，采用浮动的金融汇率应对资本流动，这将显著提高中央银行控制官方储备水平的能力。

　　“一旦黄金支付被中断，美元投机就不再对美国具有经济风险。因此美元投机已经成为美国官方的国际政策。”赫德森表示，在国际投机资本频繁运动于国际金融市场的情况下，双重汇率制将同时解决保持汇率和官方储备余额稳定的问题。

　　由于美国面临巨额且持续的预算赤字，中国和其他国家央行对美元的信心正在逐渐丧失。今年3月两会召开期间，中国总理温家宝在回答美国媒体提问时，公开表达了这种担心，希望美国“保证中国资产的安全”。情况和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前各国要求得到美国政府的保证相似。

　　“一旦美国政府不能给予中国政府一个美元兑人民币、黄金或者一揽子货币的汇率担保，那么中国政府应该很明确地告知美国政府，将以账面价值买下美国在中国境内的所有投资。”赫德森提出了他的应对之策，“这样不仅能帮助中国政府摆脱持有的美元，而且可以用这些美元换回适合的价值。”

　　但对于通过外汇储备多样化来保护中国资产价值的呼吁，他持怀疑态度。

　　“欧元和英镑兑美元都出现了贬值，无论选择哪种货币都避免不了损失。而除了泡沫严重的资本市场，美国不会允许中国或其他任何国家在美国的利润行业里投资。”

　　赫德森指出，1980年代日本三菱在收购洛克菲勒中心的交易中遭受巨额亏损，和近期中投败走黑石等失败的投资案例便是他的观点最好支持。因此，赫德森一再强调，中国应该用这些外汇储备购买有利于中国经济发展的资源和设备。

　　“全力发展国内市场，拉动内需，改变依赖出口的经济特征是中国政府的当务之急。所以在如何处理现有的外汇储备问题上，也应该为这个目标服务。”赫德森说。

　　IMF没有真正帮助过

　　任何一个国家

　　在刚结束不久的伦敦G20峰会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成了最大的赢家，其资金规模将扩大至现在的3倍

　　但赫德森毫不客气地表示，注资IMF根本不可能帮助各国应对危机。因为从根本上说IMF反映了美国的利益，与其说美国是援助者，不如说是政策的制定者。对于美国之外的所有国家，IMF都强迫受援助国采取紧缩性的货币政策。

　　“最新的例子是，匈牙利、拉脱维亚等国接受了IMF贷款。但是这些资金很快进入奥地利银行、瑞典银行的口袋，来补偿这些银行不负责任发放房贷而遭受的损失。但这些受援国却因为接受贷款而必须接受苛刻的条款。”赫德森毫不掩饰对IMF的质疑，“过去的50年来，IMF没有真正帮助过任何一个国家。”

　　由IMF领导的新全球金融体系在赫德森看来是一个无比“疯狂”的想法，他表示，美国之所以愿意加入联合国、IMF和世界银行仅仅因为美国被赋予了否决权。这样美国便可以阻止任何不利于美国利益的政策通过。这些名义上的多边组织只是反映了一种放大的民族主义。

　　“世界需要的是一个建立在良性理论上的新金融体系，各国都可以在其中互惠共赢，而不是成为某个单一国家获取特权的工具。”

　　赫德森再次强调，在现有国际金融体系无法根本改变的情况下，讨论建立在特别提款权(SDR)基础上的新世界储备货币没有意义。“关键在于如何分配各国的特别提款权。但是现有的体系下不可能阻止某个国家获得特权。”

　　“坦率地说，我甚至对特别提款权这个名称感到反感，因为仅从字面上也能了解到，这是美国为了免于清偿债务而创设出的概念。”赫德森表示。

　　中国需要独立的道路

　　在赫德森看来，发展中国家必须建立独立的国际开发机构，帮助被援助国获得经济自主，而不是IMF这样的只能加重被援助国对进口依存的组织。赫德森把这些援助机构称为“美金融帝国机构”。

　　“独立国际开发机构的首要任务是帮助受援国实现国内农业自给自足，从根本上解决温饱问题，而不是让粮食援助成为妨碍受援国发展国内生产的原因。”

　　他认为，独立的国际开发机构还将帮助援助国避免私有化该国的基础设施。因为“基础设施应该用于国内经济的建设，而不是在海外市场标价出售。”

　　和赫德森一样，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诺贝尔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也旗帜鲜明地扮演着IMF批评者的角色。在他看来，危机需要所有的国家都采取扩张性的政策来应对全球需求不足，这样就有必要抛开IMF，创造新的开发机构，建立新的国际货币贷款机构。

　　“中国更应该为新的援助机制，或者区域性的货币共同基金提供资金，而不是把钱给IMF。”3月16日斯蒂格利茨在上海向本报记者表示。

　　同样，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今年3月底出席泛美开发银行集团50周年年会时也强调，在目前金融危机背景下，地区开发机构应发挥更大的作用。

　　“中国需要在亚开行这样的地区开发机构中扮演领导者的角色，而不是让美国的哲学主导这些开发机构。这样的机构将会给中国和亚洲其他各国带来丰厚的回报，而不是为美国的利益服务。”赫德森表示，中国和其他各国正在建立的货币互换协议便是一个很好的尝试。

　　赫德森最后强调，现在是中国专心提振本国经济、探索独立发展道路的最好时机。

　　“中国不应该也不需要和美国竞争，或者挑战美元。而是采取符合自身利益的独立行动。”赫德森说，“这也许不是最理想的世界金融体系，但是却最符合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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