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罗德·詹姆斯 (翻译 介生)

　　本轮危机把担当欧洲一体化火车头的机会再次赋予了法国和德国。但是危机对它们的冲击越大，它们就越是会从民族利益出发来考虑问题

　　如今每个人都知道，我们正处于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之中。并不陌生的种种保护主义反应故态复萌，令人遗憾：抵制外国雇员，谋求贸易保护，祭起金融民族主义，试图限制资金的跨国流动。

　　然而在20世纪30年代，舞台上并非只有经济民族主义这一出戏。也是从那时起，许多人开始考虑区域一体化，以应对大萧条。

　　但是在经济危机时期上演的区域一体化往往是破坏性的。20世纪30年代的区域主义，最令人厌恶的版本来自德国和日本，德国的所谓“经济大空间”(Grosswirtschaftsraum)和日本的所谓“大东亚共荣圈”，不过是其恃强凌弱，迫使邻国在贸易和金融上依附于它们的遮羞布。20世纪30年代的恐怖记忆影响深远，像“大东亚”这样的概念至今令人疑虑重重。

　　到了20世纪下半叶，欧洲终于有机会开创一种善意的区域主义。然而，在经济形势较好、气氛较宽松的时期，欧盟错失良机，没能及时构建起更为有力的体制，导致它今日步履维艰。

　　困扰欧盟的一些问题，已经广泛讨论了许多年，却从未显得如今日这般紧迫。经济危机迎面而来，这些问题突然间成了政治动摇的主要病根。

　　统一的货币政策已存在于欧元区国家之间，一体化的资本市场也为活跃的跨国金融机构提供了舞台。但对银行业的规管和监督却是各自为政的——这也是无可奈何之事，因为一旦爆发大规模的银行失败，拯救措施就会成为一个财政问题，负担拯救成本的只会是银行所在国的纳税人，而不是整个欧盟。然而这种架构在欧洲一体化的经济逻辑面前是毫无道理的。

　　第二个显著问题是，相对于各成员国的预算而言，欧盟的预算太少。大部分治理职能都是由国家来各自履行的。可是各国政府的财政回旋余地是参差不齐的。

　　意大利、希腊或葡萄牙的公债水平非常高，以至于在经济危机应对战略中纳入财政支出手段的任何尝试注定都会失败。爱尔兰之前的赤字和债务水平都很温和，却也出乎意料地遭遇了同样问题，这是因为政府不得不接手银行业的私人债权。与之相反，法国和德国的财政根本上则很强健。所以欧盟中只有最强的几个国家才真有能力对急剧深化的经济衰退做一番抵抗。

　　此外，凯恩斯式的需求刺激这一整套理念，也是在20世纪30年代那种民族经济各自为政的背景下提出来的。凯恩斯主义是取财政刺激之热水，灌注民族经济之浴缸。如果这个民族经济浴缸是漏的，别国也能搭便车取暖，那么凯恩斯主义的实践也就失去了吸引力。无论如何，它也只能在较大的国家发挥作用。小国的经济充其量是个脸盆，凯恩斯主义无用武之地。

　　能同时解决银行业和财政问题的方法的确存在。最简单的就是对银行业实施暂时控制。欧洲央行显然拥有足够的技术和分析能力，可以通过各国央行的信息渠道，对欧洲各国的银行实施整体监督。财政问题可以靠发行普遍担保的欧洲债券来解决，可以规定这只是金融紧急状态下的临时措施。

　　不论是统一银行业规管还是协调财政政策，都需要欧洲一体化程度大大推进。最简单的办法是充分利用现成的机制和机构，尤其是欧洲央行和欧盟委员会。

　　不过这个建议也会遇到困难，因为它隐含着民族国家的相对削弱，包括欧盟最大的民族国家德国和法国。它们极有可能拒不合作，设法蜷缩在自家浴缸里。

　　其实，本轮危机把担当欧洲一体化火车头的机会再次赋予了法国和德国。但是危机对它们的冲击越大，它们就越是会从民族利益出发来考虑问题。从柏林或巴黎的视角来看，不应该搞什么系统化的欧洲一体化。取而代之的是，世界大国正在抱团取暖，在世界范围内寻找出路。

　　20世纪30年代的回声似乎越来越响，这清楚地暴露了欧盟的困境，其原因则是一个可悲的巧合：现在的欧盟轮值主席国是捷克，一个对20世纪30年代的“恶性区域主义”怀有极为刻骨铭心的历史记忆的民族。它的前任法国，则是当今欧洲最肆无忌惮地固守民族利益的国家。两种欧洲的前景强烈碰撞，正在动摇这个地区的政治稳定，尽管它曾经代表着“良性区域主义”的最佳范例和最大希望。

　　(作者是普林斯顿大学伍德罗·威尔逊学院历史和国际事务教授，也是设在佛罗伦萨的欧洲大学研究所历史学教授。供稿：Project Syndic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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