刺激实体经济的增长，除了货币政策之外，财政政策方面也应该有调整，应该给企业减税，给中低等收入的居民和城乡居民减税，以财政手段刺激消费的增长。政策调整的最终目的，是让居民充分享受经济增长带来的收入增长和消费能力的提高，通过需求的增长，拉动经济增长。

　　王建：这两项政策还属于微调，只是开始认识到了问题，有了“保增长”的意识，这和以前的判断有了很大的区别。但是我认为，政府对问题严重性的认识还是不足的，应该采取比较强力的措施来刺激经济，比如说在货币政策方面，存款准备金率的调整不应该只面向中小银行，而应该面向所有银行，或者尽可能地放松贷款，明确地提出增加货币供给量。8月份的货币供应量增长率已下降到16%，这是不合适的，我认为全年的货币供应量应该增长20%-22%。现在的政策力度还是小了，但是做总比不做强。

　　现在实体经济很不好，由于受到出口下滑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工业生产速度连续下滑，新的投资没有增加。由于分配差距拉大的原因，消费需求又上不去，现在又到了产能释放高峰期，在产能过剩的背景下，外需没有了，内需又打不开，这些实际上都在压制中国物质产业的增长，使物质产业面临需求不足的问题。

　　在滞胀来临的时候，我们有两个误判：一是认为通胀是短期的，可以用牺牲一点增长的代价把通胀压下来；二是当经济已经开始下滑，进入低增长、高通胀格局时，还认为经济是过热的，还在双防——防过热、防通胀。这两大误判导致我们的货币过度紧缩，不仅使股市、地产受到大的影响，更使得本来还能够以较快速度增长的经济过早地下滑。所以，现在地产、股市应该救，但我希望往后放一放，先考虑把投资、出口和工业生产拉起来，不要让它们继续往下掉了，物质产业的增长保住了，才有资产价格坚挺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