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中美对话相关核心议题

　　12月13日，为期两天的第三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闭幕。从双方对话的内容看，与前两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中，几乎全部围绕人民币汇率进行讨论有所不同，产品质量安全问题成为此次对话的重点内容，并且将达成一系列的具体协议。

　　严格地讲，关于产品质量安全方面的协议安排，并不属于战略对话的范畴。中美双方当年确定这样一个对话机制，最重要的功能就是针对宏观性、全局性和长期性的重大议题，建立一个集中的高层交流平台。因此，当产品安全问题被提上这一高端会议时，其实就从侧面反应出，中美双方在战略问题上短期内达成重大共识的难度很大。

　　事实上，从中外媒体报道所关注的焦点看，

人民币汇率问题依旧是对话的核心。美国财长保尔森更是背负着紧盯人民币、促使

人民币升值提速的重要使命。在对话开幕式上，保尔森就直奔主题，表示“中国应加速人民币升值，令汇率能更准确地反映中国经济的基本面”，认为“加快人民币升值步伐依然是解决中国内外失衡问题的重要手段之一”。对此，中方此次的应对策略显得更加坚决，商务部副部长陈德铭回应说“如果人民币过快升值，将引起中国经济波动”，并且直接地表示，今年以来人民币升值已经达到了6%，“应该说够快了。”

　　与会场内的意见分歧有所不同的是，由于之前有媒体报道“两套人民币汇率改革方案”已经上报，市场中盛传人民币汇率制度可能会出现重大变化，外汇市场因此再度上演了“保尔森现象”。

　　市场期许与对话双方坚决的立场表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其实并不奇怪。“对话”的含义正是摆明双方的立场底线，随后才是逐步在双方可以接受的范围内达成妥协。对于人民币汇率的制度安排，尽管坊间存在诸多传闻，但是至今官方的表述从来没有变化，那就是人民币的制度改革首要考虑的是中国自身的经济需要，而不会屈从于外部压力。事实上，在这一基本立场没有改变的情况下，美方所谓的频频“施压”举动更像是讨价还价的技巧，渐进式的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早已经是美方不得不接受的“共识”了。

　　当然，这样的“共识”并不会让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失去亮点。尽管所谓的“汇率问题”一直是对话的焦点，但其实这一问题本身也不过是双方利益博弈的“幌子”。不妨来看看美方的谈判思路：美方一直以中美巨额的贸易逆差“说事”，认为这是中方的责任。对此，中方的政界和学界不厌其烦地做出了解释，指出逆差的根源在于双方需求的互补性，是由于中国的高储蓄率与美国的高消费率、中国的低价产品与美方旺盛的市场需求共同作用的结果。但是对此，美方虽然早已心知肚明，并且清楚地知道即便人民币汇率升值，也只会让进口需求转向其他国家，逆差问题会更加严重。但是美方却始终围绕人民币升值做文章，其背后的真实用意显然并非在于汇率本身。

　　其实，在中美之间交流沟通机制相当完善的情况下，所谓的汇率问题早已经沦为美方的谈判砝码，在明明知道中方不可能做出重大让步的情况下，通过不断地挑起汇率问题争端。其背后的目的，就是要在其他谈判领域获得利益补偿。

　　对于美方的实际利益而言，尽管实现中美双方的贸易均衡的确是现实目标，但是即便人民币汇率大幅升值，也只会让中国劳动密集型的贸易优势产品减少对美出口，这并不符合美方的利益。美方真正的利益所在是扩大中方对美国的进口，其中美方产业优势最明显的就是金融服务业。

　　这一策略早在保尔森先生的前任，也就是由斯诺担任财长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显现。2005年10月斯诺曾在中国停留时间长达8天，并且大谈金融开放对扩大中国内需的积极意义，认为中国的核心经济问题在于内需不足，而内需之所以不足是因为金融市场不发达、金融工具匮乏。保尔森显然延续了这一思维方式。

　　从现实情况看，美方的这一策略取得一定成效。诸如QFII额度从100亿美元放宽至300亿美元、合资券商制度开闸等等都是例证。而就在刚刚结束的第三次战略对话中，双方已经就中国金融市场的进一步开放达成一系列协议，其中包括中国同意允许包括银行在内的外资企业在中国境内发行债券和

股票，这必将对未来中国资本市场的构成和趋势造成较大影响。

　　在国际间的经贸争议中，不变的是核心利益，变化的只是谈判的具体指向。如何能够在“以我为主”的政策主导下，同时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就需要依靠灵活而非僵化的政策制度安排。从某种意义上讲，“策略”甚至要重于“战略”。

　　来自：证券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