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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货币政策调整中国策略如何取舍

http://www.sina.com.cn 2007年11月05日 14:27 金汇通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0月31日决定,将联邦基金利率降低0.25个百分点至4.50%,以应对信贷危机及其影响。降息虽有助于美国规避经济衰退风险,但打压了美元汇率。11月1日,人民币兑美元中间价创下汇改以来新高,首次突破7.46关口。10月31日纽约汇市欧元对美元比价创历史新高,加拿大元对美元比价50年来首次突破1比1.06。

  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不久前曾表示,由于人民币还不是可自由兑换货币,因此还看不到中美息差缩小太大的影响。然而美联储再次打开降息通道,中美利差缩小,人民币外部流动性急增,还是增大了人民币升值预期。

  历史之鉴

  回顾历史,在国际货币体系演变中,美国经常利用欧洲和东亚国家经济的脆弱性,迫使这些国家调整其本币对美元的

汇率,以维护其国内利益。

  “中国现在面临的形势和上世纪80年代的日本有很强的相似性。”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刘煜辉博士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说。

  20世纪80年代前期,日本在多个领域对美出口猛增,对美贸易盈余不断膨胀,主要原因是美国企业大量向日本转移生产线。日本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无法有效限制出口、刺激内需,无法削减对美贸易盈余。

  1985年9月22日“广场协议”签订,美国、联邦德国、法国、英国和日本5国有秩序地使主要货币对美元升值,以解决美国巨额的贸易赤字。但美元下跌对美国经济几乎没有造成负面影响,却迫使日本当局降低利率、日元升值、导致日本商品在美国市场的竞争优势减弱,出口严重受挫,资本大量涌向股市和房地产市场。

  如今,

人民币升值的外部压力也主要来自美国。“但中国的抗风险能力比当时的日本弱。并且日本在上世纪60、70年代,就已经解决了收入分配差距、产业升级等问题,并且具备很好的自主创新能力。”刘煜辉说。

  “广场协议签订前,日本的金融一体化程度已经很高,日本银行业的发展也比较完善,具有很强的竞争力,并且日元是当时的第二大主导货币。”中国银行(7.13,-0.35,-4.68%)全球金融市场部高级分析师谭雅玲对记者说。

  认真对待美元贬值

  “近些年,美国通过美元战略性贬值、格林斯潘的一系列降息,平稳地度过了经济调整期。同时,美元本位制下美元的滥发,向中国注入了大量的流动性,导致中国财富稀释,使得中国国内的通胀压力日趋沉重。”刘煜辉说,在目前美国低储蓄率、高消费的局面下,美国放任美元贬值,转嫁了美国经济调整的成本。

  “转轨中的中国经济由于对要素配置与定价的高度管制,导致要素市场扭曲,降低了整个经济的生产成本,高额的投资超预期回报导致全球资本涌入中国。”刘煜辉提醒。

  谭雅铃认为,美元贬值使美国获得流动性过剩的货币利益,而中国成为过剩流动性的投机目标之一,由此造成美元与人民币之间的货币错配效应。

  一方面是各国施压人民币升值,另一方面是纵容弱势美元。在国际经济失衡的背景下,像美国这样的超级大国,为了维护美元霸权地位,和从全球过剩的流动性中获益,将不断地调整其全球经济战略、货币政策,同时通过市场价格炒作达到某种战略目的。

  应对之本

  “中国如何应对美元贬值及全球过剩的流动性,最重要的是通过自身结构性改革。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背景下,中国经济的结构性调整,可以有效传导到外部,影响全球经济,进而影响美国经济政策的调整。”刘煜辉说。

  刘煜辉说,中国的结构性变革,主要包括资源要素价格改革,和收入分配体系调整。资源要素价格改革方面,资源要素价格市场化,推动中国要素资源及制成品价格调整。中国要素资源以及制成品价格上涨,通过国际贸易传导到美国,可能导致美国贸易赤字恶化,美国的货币政策相应调整。同时,中国的出口需求也将减弱,国际收支失衡得以改善,本币升值压力也会减小。

  金融竞争的胜出之策

  “综合而言,美国应对全球的是流动性吸收和维护美元霸权,美国应对欧洲的是货币分割和瓜分,美国应对我国的是投资信心和信誉。”谭雅玲说。

  她认为,贸易顺差不等于外贸利润,

外汇储备规模不等于外汇实力。作为发展中大国,我国经济实力与规模与主要发达国家有差别,金融效率与战略更难以竞争和对比,美国对我国的竞争是信心心理的竞争,完全超出实力与规模的基础,不对等、不匹配十分突出。我国的信誉信用度在不断提高,负责任大国形象是一种重要的信用资源和支持平台。从成熟市场经济体经历和经过的路径看,我国当前阶段的可能风险美国十分清楚,进而采取有针对性要求开放,有针对性价格炒作,有针对性的战略策略运用。

  谭雅玲提醒,目前需要关注我国机构投资海外进展顺利中收益受损。虽然市场规律有得有失是正常的,但作为一个发展中的金融开放经济体面临如此连续的波折,使我们不得不思考成熟市场经济大国的战略“阴谋”和策略“设计”。

  “目前最紧迫的是,中国机构在投资海外时,要设定不同时期不同的战略,不同阶段的不同的收益目标。”谭雅玲说。

  来自:中国经济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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