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的底线和策略

　　继日、美对人民币不断施压之后，近期欧洲诸国也加入进来，不久前在华盛顿举行的Ｇ7财长和央行长会后的公告就再次敦促人民币加速升值，而且中国是惟一被提及汇率政策的国家。随后10月24至29日美元兑人民币则连续突破7．50、7．49和7．48三个关口，从而使得人民币兑美元今年累计升值4．49％（汇改以来总计升值幅度近10％），而与此同时，美元指数（用以衡量美元对一揽子货币的汇率变成程度）则跌入77附近的历史低位。虽然三季度经济数据显示，我国经济整体运行正朝着宏观层的调控目标靠近，但是“三过”（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货币信贷投放过多、外贸顺差过大）问题仍未根本扭转，再加之外部升值压力不断增加，已有不少专家学者提出加快人民币升值的速度和幅度，以缓解由此造成的流动性问题。但人民币的底线究竟是什么？人民币今后的策略又应如何？就此笔者想谈几点认识。

　　人民币的外部压力更多源于政治原因

　　实际上随着欧洲各国执政者新老接替的基本完成，相较希拉克、施罗德执政期间欧美间若即若离的状态，新一届欧洲各国执政者对于美国的态度正在发生转变，同时英、法、德三国对于欧洲主导权的争夺日趋激烈。在此背景之下，欧洲对于中、印等发展中国家的态度同样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尤其是受美国新欧洲思维的影响，美欧对于新兴地区的语调日趋一致，致使新兴国家在美欧之间借势的空间不再宽松，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关于

　　笔者认为，虽然各主要发达国家以贸易逆差为由频频向中国政府施压，其背后更多是出于政治方面的考虑，因为大家都清楚单纯依靠人民币大幅升值是无法解决当下世界经济结构失衡的问题，其实质问题则是下一轮世界经济的新增长点尚未出现，目前各国都在积极争取主动权，尤其是以Ｇ3为首的发达国家均不断加强本国在全球范围的资源配置力，来不断扩充其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收益，同时联合挤压发展中国家的外部空间和发展势头，以实现他们对未来世界经济增长点的完全掌控，保持其本国资本的索取权。

　　如果细观此轮全球经济增长过程，实际上受“9·11”的打击，美国经济曾一度陷入低谷，布什政府遂采取了宽松的货币政策和加大政府支出等方式，拉动经济回暖，同时在以金砖四国（指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四个发展中大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快速成长的助推之下，世界经济终获近4年的高速增长，但也留下了流动性泛滥的后遗症，而美欧房地产市场的低迷，则预示着此轮由房地产投资带动经济增长已进入尾声，世界经济再一次进入寻找新增长点的过渡期。另外，自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之后，美元已经没有任何实物支撑，由此产生全球经济依靠美国消费，美国政府靠印钞（双赤字）来维系国内消费的经济格局，所以说美元危机是在所难免。现在的问题是，由于美元的世界主体货币地位未根本上动摇，美元资产仍为各国主要储备资产，目前美国推行的弱势美元的策略，实乃是其实现减轻债务、刺激出口的曲线救国之路，而美元危机的急速爆发，对各国均无利可图。因此，此次Ｇ7会议上美元、日元（全球流动性过剩之源）未被提及，惟人民币被点名，实际上是各国出于内部经济增长的压力，希望通过

　　人民币的两个底线

　　上述背景之下，结合人民币实施汇改以来的实际情况，个人以为人民币存在两个底线不容逾越：

　　一是人民币汇改不能伤及出口，尤其是不能打乱经济发展转型步伐。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的新任务，而从“五化”的顺序来看，今后发展的侧重为：产业结构优化第一位，就业结构优化其次，再次是推进与国际接轨进程。为了保证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实现“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人民币汇改不能过于偏重消减贸易顺差，而是要为外贸结构优化、产业升级、就业安置提供有力支撑。

　　二是要利于宏观层对于经济运行掌控力的不断强化，尤其是在主权货币方面。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强调“认清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不是要妄自菲薄、自甘落后，也不是要脱离实际、急于求成，而是要坚持把它作为推进改革、谋划发展的根本依据”。所以，人民币能否大幅快速升值，自由化是否快速推进，都要从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出发，在增强宏观层对经济运行掌控力的战略高度来判断。

　　关于人民币策略的四点考虑

　　如果以上面两个底线来考量今后人民币汇率的走势，个人以为有以下四点需要注意：

　　第一是人民币升值速度要低于亚洲其他国家货币的速度，在完成外贸方式、产业、产品结构转型之前，还要继续保持中国产品的价格优势，以避免被其他发展中国家替代；要保证我国贸易对手结构优化的顺利推进，尤其是提高欧盟及非洲的比重。从汇改以来的实际情况来看，基本如此：9月底欧盟占我国贸易比重已经上升至16．31％，高出美国近3个百分点；今年前9月泰铢升值幅度为12．3％，印度卢比升值幅度为11．1％。

　　第二是保证产业结构的优化。目前我国仍处人口红利期，依然能够凭借低廉的劳动力成本保持出口产品的价格优势，但随着人口老龄化趋势的延伸，人口红利的不断削弱，如何保持本国比较优势已迫在眉睫。尤其是今年受到通胀压力的影响，原计划推行的资源品和公共服务价格的调整暂停，致使通过内部成本的调整来优化产业结构的路径受阻。如果单纯依靠人民币升值来提高出口品价格，只能是进一步挤压外贸行业的利润空间，甚至可能传递到非贸易行业，进而影响了全社会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全民福利的分享，无助于我国产业链向高端转移。

　　第三是伴随中投公司的成立，通过中外金融资本融合，带动产业资本和商业资本全球化进程，来不断提高我国对发达国家政府，尤其是境外利益团体的影响，以化解外部的政治压力，以此来提高当局对国内外经济的掌控力。因此，需要人民币汇改对此机制给予有力支撑。

　　第四是人民币自由化的进程方面，中外金融市场对等性开放应该是当局坚守的原则。在此种意义上，10年前的亚洲金融危机和今年的美国次级债按揭风波有着异曲同工之义（原定资本项目的开放因亚洲金融危机放缓），时下当局对于人民币自由化的谨慎态度更易被外界理解和认可。

　　综合上述几点，个人以为，人民币升值步伐依然应是渐进有序，人民币自由化进程也应是逐步推进。当然针对目前日、美、欧的外部压力，以及为了防止贸易摩擦的进一步激化和为了在其他外交问题上获取更大的外部支持，一定时期内的快速升值不失为当前一种可行的短期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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