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极应成为人民币汇率改革的基调

　　国际金融专家王元龙提出，可通过税收政策来阻击热钱流入，如对投资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外资征收升值利得税；又如，可研究探讨选择适当时机开征“托宾税”，以此把热钱进入和流出中国的交易成本提高到一个令其望而却步的水平。为使这一措施具有法律依据和权威性，可考虑制定《反热钱法》。

　　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邓先宏不久前在一个外汇论坛上指出，汇率风险问题是一个在理论上值得深入研究，在实践中需要不断探索的重要命题，尤其在当前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逐步完善，汇率弹性不断增大的过程中，更具积极作用。的确，“汇改”两年多来，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有力地把中国的汇率市场化推进了一大步。但中国仍存在着一系列棘手的问题：如人民币升值预期问题，非理性的升值预期高烧不退、国际投机资本仍然持续流入中国；国际经贸摩擦问题，美国和欧盟在中国出口商品，特别是纺织品贸易等方面屡屡制造事端；国内产业结构失衡问题，中国经济的外向性决不会因此次汇率改革而发生明显的变化，结构调整仍然滞后；外汇储备超常快速增长问题，贸易顺差仍在扩大，国际收支不平衡的问题日益突出。所有这些都使人民币汇率政策面临着严峻的挑战。近日，记者带着上述问题与我国知名的国际金融专家王元龙进行了深入交流。王元龙认为，深化汇率改革的关键是实施积极的人民币汇率改革。

　　◎实施积极人民币汇率改革的动因

　　记者：您认为非理性的人民币升值预期与外汇储备高增长的压力已成为人民币汇率政策面临的重要挑战。那么，它们是否也是促使我国实施积极的人民币汇率改革的主要推动力？

　　王元龙：对的。所谓积极的人民币汇率改革，就是指采取有效的政策措施、积极应对人民币汇率政策面临的严峻挑战。

　　先说非理性的人民币升值预期。近年来，国内外市场上人民币升值的呼声甚嚣尘上，这种非理性的升值预期主要建立在境外关于人民币均衡汇率的研究和中国国际收支不平衡的现实基础之上。由于境外大部分关于人民币均衡汇率的测算缺乏现实针对性，而且中国国际收支不平衡有着深层次的制度和结构原因，恢复其平衡也不可能靠大幅度调整名义汇率来实现。产生非理性的人民币升值预期的重要原因有两个：一是这些研究假定中国现行的制度安排和政策都是不变的。恰恰相反，中国是一个正处在体制急剧变革、发展战略及政策面临重大调整关键时期的转型经济国家，这些制度和政策变量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实际均衡汇率水平，引入新的制度和政策后的人民币均衡汇率会与之前的均衡汇率有很大的不同，显然，用过去证明未来是不合适的。二是这些研究无论是采用购买力平价的估算还是基于国际收支平衡要求的估算，都仅仅考虑商品市场的基本因素，而忽视了金融体系的因素。在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各国金融市场间的利率差异影响短期汇率的变动，因此，在考虑长期均衡汇率时往往忽略金融因素。但是，在中国则情况完全不同，金融市场因素不仅涉及到利率因素，而且包括金融体系的稳定性问题。中国金融体系系统性风险比较高、金融体系脆弱是不争的事实，这种状况是中国的制度和结构因素决定的，其对中长期汇率水平有重要影响，因此，估算中国的长期均衡汇率需要考虑金融体系的稳定性问题。这种非理性的人民币升值预期在市场主体推波助澜之下日益高涨，不仅对人民币汇率升值施加了巨大的压力，同时，也给汇率政策以及政府

　　再谈外汇储备高增长的压力。截至2007年6月底，中国外汇储备又创新高，达到13326亿美元，继续保持全球第一大外汇储备国的地位。中国外汇储备持续高增长以及高于常规水平的规模孕育着巨大的风险。导致中国巨额外汇储备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和极其复杂的。但从深层次来观察，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缺陷是外汇储备持续高增长的制度基础；而在外汇储备规模方面存在的种种理论误区则成为外汇储备持续高增长的政策导向。

　　从中国的经济结构和增长方式以及国际金融体系的发展趋势来看，中国外汇储备快速增长的格局难以在短期内得以改观。从短期来看，经常项目与资本项目的双顺差，是当前中国流动性过剩的最主要的根源，外汇储备的持续增加极大地阻碍着中国人民银行稳中适度从紧货币政策的实施。由于外汇储备的规模变动与国内货币供应量、外汇市场走势密切相关，外汇储备的增长以及由此带动的中央银行外汇占款的增长，已成为当前中国基础货币投放的主渠道，也成为影响货币政策调控效果的一个关键性因素。高额外汇储备对

　　◎积极人民币汇率改革的方略

　　记者：诚如您所言，实施积极的人民币汇率改革，其内涵是多方面的，如扩大人民币汇率波动幅度、增强人民币弹性、完善外汇市场运行体制、加快外汇市场产品创新、调整外汇管理政策，等等；而不可将目光仅仅盯在汇率水平本身上、简单地理解为人民币要加快升值。那么，人民币汇率改革的“积极”体现在几个方面？具体实施的策略如何？

　　王元龙：积极的人民币汇率改革主要包括四大方略：采用多层次政策组合；汇率调整双管齐下；创新外汇储备管理；改进外汇管理体制。

　　就采用多层次政策组合而言：

　　既然中国国际收支的不平衡是由深层次制度因素和结构因素造成的，那么，促进中国国际收支趋向平衡和实现汇率均衡，就必然要求采取政策组合进行调控。这种政策组合至少包括三个层次：实际汇率调整和名义汇率调整相结合；汇率政策和外贸、外资、投资、产业等宏观政策调整相结合，以及结构调整与制度变革相结合。应从围绕以消费需求为主扩大内需、降低储蓄率、调整外资优惠政策、扩大进口和市场开放等结构性政策以及汇率浮动来共同入手，全方位进行调整。

　　就汇率调整双管齐下而言：

　　从中国当前的情况来看，汇率改革的操作宜采取名义汇率调整和实际汇率调整相结合的方式。调整名义汇率主要措施是进一步扩大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波动区间。人民币汇率波幅范围扩大，这将是一石二鸟，不仅增强了人民币汇率的弹性，也会增加投机资金的风险，使投机的动力减少，从而减少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但需要强调的是，人民币名义汇率水平的调整应该是小幅的、渐进的。罗纳德·麦金农教授曾指出：人民币汇率的具体变动时间可以无规律可循，以免给投机者享受免费午餐的机会。他认为，重要的是要维持人民币的温和升值并使升值幅度与美中两国的通货膨胀率差值相一致。要避免重蹈日本的覆辙，中国央行至少要密切关注美国的通货膨胀水平和利率水平，并据此制定其以汇率为基础的货币政策。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应在严格控制的前提下逐步升值。维持货币稳定是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的首要任务，并以此维持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在这个前提下，人民币汇率调整将会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决非一蹴而就的短促突击。

　　关于调整实际汇率。主要措施是通过外贸、外资、投资、产业等宏观政策的调整而引起实际汇率的变动，如调整外资优惠政策、转变外贸增长方式、调整出口退税等税收政策、调整收入分配政策等都可达到调整实际汇率的效果，实现汇率均衡。具体而言，一是将中国外资政策的重点从提供税收优惠政策转向完善投资软环境，加快统一内外资企业税收制度，实现外资企业和内资企业的公平竞争。二是逐步取消出口退税政策，并开征资源型和资源密集型产品的出口税收。三是提高法定的最低工资标准，以利于提高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刺激国内消费，促使企业从低价竞争策略转向技术创新、产品创新的差异化竞争战略，通过实际汇率升值的方式实现汇率的均衡。

　　就创新外汇储备管理中而言：

　　国的巨额外汇储备是产生人民币升值预期的重要依据，因此，调整外汇储备管理政策、降低外汇储备增速就成为积极人民币汇率改革的重要内容。中国外汇储备政策调整的基本点是控制外汇储备规模与加强外汇储备管理并举。从控制外汇储备规模方面来看，外汇储备的变化是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一个十分重要的结合点，中国可以利用利率政策和汇率政策对外汇储备进行调控。外汇储备内生于国际收支，外汇储备的增减是国际收支运行的结果和残差项，在国内经济情况允许的前提下，适当调整利率和汇率水平以有效调节资本流动和国际收支，从而达到调整外汇储备规模的目的。

　　从加强外汇储备管理方面来看，要构建新型的外汇储备管理体系。该体系最重要的基本任务是创造最佳的外汇储备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注重对外汇储备的风险管理、提高外汇储备运营效率。2007年1月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之后，国务院决定组建国家外汇投资公司，由该公司向外汇局购买外汇储备，用于境外投资。中国未来的外汇储备管理基本组织架构将主要由两大部分所构成：一是由中央银行保留大部分外汇储备，以满足对外汇储备的交易性需求和预防性需求，应付国际收支逆差、进行货币政策操作、维持人民币汇率稳定；二是由外汇储备管理实体管理和运作部分外汇储备用于投资，追求尽可能高的收益。该组织架构的基本特征是进行专业化分工、分层次管理。

　　除组建国家外汇投资公司之外，拓展外汇储备使用渠道和方式还应还包括：制定更积极的对外投资战略，将外汇储备与国有企业的跨国经营战略、银行的国际化经营战略结合；支持民间部门利用国际市场稳定资源供给和投资于先导性产业；合理选择外汇储备的币种结构和资产结构，动用部分外汇储备购买黄金，通过储备资产多元化而保值增值。

　　就改进外汇管理体制而言：

　　改进外汇管理体制是从政策上弱化和消除人民币升值预期、促进国际收支平衡的重要内容。改进外汇管理体制主要取向为“严进宽出”与“严进严出”相结合。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上述“严进宽出”的政策只是运用于一般的或正常的外汇管理，而对于热钱的进出则必须采用“严进严出”的特殊政策。当前及未来一段时间外汇管理的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重点监督短期投机性资本流入，强化对跨境资本尤其是短期资本流动的监控和管理，对没有实际交易背景和虚报出口交易额的外汇流入严厉查处。可通过税收政策来阻击热钱流入，如对投资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外资征收升值利得税，将外资出售房地产和购买房地产之时的汇率相减，对纯粹因升值而获的投资收益征收一定比例的税负，既可平抑房地产价格又可抑制人民币升值投机。又如，可研究探讨选择适当时机开征“托宾税”，以此把热钱进入和流出中国的交易成本提高到一个令其望而却步的水平。当然，开征“托宾税”也会使正常的投资和贸易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增加成本，但如果采用合适的制度安排，给一定时期内保持资金账户稳定的交易实行“退税”，则可以最大限度地保障依法合规投资活动的正常运行。为使这一措施具有法律依据和权威性，可考虑制定《反热钱法》。

　　来自：金融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