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密美国会思想库和院外游说集团的人民币之争

　　本报记者 赵忆宁

　　解密美国国会、思想库、院外游说集团的人民币之争

　　国会议员在继续表达着不满，商人们在继续谈着他们的生意。

　　“我们最近正在与中国一家公司协商，准备购买该公司生产的一万台GPS。一台加上特殊要求微型计算机芯片的GPS，美国市场价格是2000美元/台，简单化再加上大批量采购，可以降到700美元/台。但是同类GPS的中国市场报价只有200美元/台。这就是中国OEM的价格，成本加上人力再加上5%的利润。仅此一项，该公司节约500万美元。”5月底，第二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即将开始时，华盛顿的一个朋友告诉记者。

　　虽然美国方面在

人民币汇率问题上不断对中国施压，但与之同时发生的类似上述商务往来又该有多少？

　　2006年6月记者在西雅图采访，一列装有240个集装箱的货运火车在酒店的门前驶过，花了10多分钟数数，其中写着“China Shipping”的绿色集装箱竟有186个。集装箱里所装的货物肯定有很多是高科技产品，比如GPS这类的通讯设备、计算机及配件和音像设备等。因为根据美国国际贸易委员的数据，2006年中国向美国出口总额2878美元，仅这三项产品占了其中的63.1%。美国统计局的调查显示，从2000年以来，美国计算机进口增长了22%，而从中国进口来的产品增长了381.9%。

　　什么力量才能令这种贸易格局发生转变？这是当今能与“哥德巴赫猜想”具有同等难度的一道题。

人民币升值吗？从2005年7月到今天，人民币累计升值幅度已接近8%，即便人民币升值到当下流行于华盛顿的“订金”上限的10%-15%，那又能怎么样？仍旧难以改变美国的贸易逆差。总不能把那些在中国制造这些设备的外国公司全都轰出中国吧？

　　一个值得注意的变化是，自2005年美国国会加大对人民币汇率施压以来，无论是美国国会、思想库还是院外游说集团，已经在人民币汇率的问题上分裂为两大对立集团，双方各执一词互不相让。美国的经济学家不遗余力地警告人民币升值会给美国带来更大的灾难，但强硬派却置若罔闻，如果用全美制造业协会国际商贸事务负责人帕特丽夏·米尔斯 (Patricia Mears)的话来讲：虽然“强硬派”明知人民币汇率升值不能解决大问题，但他们依然认为解决人民币的问题是必须的，如果解决了，美国则不会再抱怨，那时，“输了就输了，美国会认输”。

　　“棒打中国”仍是议员的拉票手段

　　中国的诚意触动较大的是金融界与商界，他们是政党的“财源”。然而，政党需要考虑的还有“票源”。

　　根据美国的统计数据，2006年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达到2325亿美元，再创历史新高。

　　中国政府高度重视解决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以最大的诚意积极扩大从美进口。就在第二次中美战略对话前夕的三周里，中国200多家企业在美国24个州的25个城市共签署采购、投资协议138个，金额高达326亿美元。除此之外，在本次中国代表团出发前，中国认购美国私募基金黑石(Blackstone)30亿美元股份为外汇储备“泄洪”，提高了汇率的灵活性，并扩大人民币汇率每日容许的波幅至0.5%。

　　但就在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吴仪结束和美国财长保尔森的对话、开始与国会议员闭门会晤之时，却意外收到了一封号称“美国人民的来信”。这封公开信由众议院筹款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属下的贸易小组委员会，负责进口和外贸等方面的法例工作，包括向中国货品征收惩罚性关税)主席兰格等委员会同民主、共和两党资深议员联署。信中尽数中方的贸易“罪状”，包括人为压低“元”的汇率，导致中美贸易失衡，指责中国这方面的改善工作“至今几乎没有任何有意义的进展”。

　　5月24日，就在吴仪在国会与议员们对话的时候，民主党议员卡罗林·基尔帕特里克(Carolyn Kilpatrick)在美中经济安全审查委员会一场听证会上表示：“我们要问中国，他们将采取哪些步骤，停止施行不符合世贸组织规定的贸易政策，包括对各种产业进行补贴、低估人民币汇率、违反知识产权等。”共和党议员沃尔特·琼斯(Walter Jones)则表示，从克林顿政府到布什政府，美国似乎和中国在改变中国贸易政策上进行无止境的对话，但是到现在，人民币仍被低估。

　　显然，美国国会议员们的态度并没有明显的变化，对中国的立场依旧是华盛顿各派力量获得支持的一个巨大而有诱惑力的政治筹码。相比之下，对中国的诚意，触动较大的是金融界与商界，他们是政党的“财源”。然而，政党需要考虑的还有“票源”。步向下一届美国总统竞选年，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的议员们，已经在摩拳擦掌，不管我们是否愿意看到，“棒打中国”仍会是部分政客使用的拉票手段，中美贸易关系无可避免地要卷进美国内部的政治角力。人民币汇率问题被政治化，在华盛顿已是一个事实。

　　国会议员中的“人民币大玩家”

　　两位大打人民币汇率政治牌的议员受到了中美双方的高度重视，“人们把他们当成国王一样接待，但是千万不要忘了，他们玩的是一张政治牌”。

　　在美国参众两院办公楼，每个议员都有一套办公室，议员以及他的助手们在这里办公。在戒备森严的大门口，只要通过例行安全检查，进入这幢大楼并不需要证件与预约。如果碰巧也许可以看到丢失工作的人在寻求议员的帮助，这是典型的美国式“上访”。人们一旦丢了工作，第一想到的就是中国，不管这种指责是否合理。有些人甚至涨不了工资也认为是美中贸易逆差的原因，他们会到国会找自己选区的议员，抱怨中国的不公平贸易影响了他们的生活。

　　“当议员们看到有人哭着告诉他工作没有了，他们当然觉得有责任要为选民做一些什么。”国会服务研究局的国际贸易专家莫里斯说，追求连任的议员们对外界的压力特别是选民的压力非常敏感。

　　但不管如何，这同时也给了一些议员大玩政治把戏的机会，其中最有名者当属舒默和格雷汉姆参议员，他们是因玩人民币汇率问题而在国会大出风头的“游戏高手”。2005年4月，两位参议员曾抛出一项法案，认为美国对华巨额贸易逆差，主要是因为人民币兑美元太过便宜。因此，他们要求中国政府采取行动，将人民币升值15%到40%，否则，将对中国出口美国的商品加征27.5%的关税。这项法案在参院获得多数支持。

　　实际上，舒默和格雷汉姆提出的议案，是对一个已有议案修改的补充部分。补充议案一开始时在国会并没有通过，为此，希望原有议案得到通过的共和党非常生气，并劝说拿开补充修改议案，同时许诺两位议员，一旦原有议案得到通过，再对补充议案立案审议。

　　两位大打人民币汇率政治牌的议员受到了中美双方的高度重视：专门调查人民币汇率的政府机构——美国财政部对这个法案颇不认同，前任部长斯诺曾在不同场合表示，该法案太过激进，在财政部2005年半年度报告中，斯诺拒绝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斯诺以及当时的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还分别找舒默谈话，劝说不要把修改议案放进去。

　　2006年3月20日，应中国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的邀请，舒默、格雷汉姆，以及另一位参议员科伯恩，对中国进行了为期一周的访问。所到之处，三位议员受到隆重欢迎。中国外交部长李肇星、央行行长周小川、商务部长薄熙来，都曾与这三位议员进行深入交流。

　　从结果上看，在两位议员从北京返美途经香港接受采访时，舒默曾经表示，对人民币汇改的未来持乐观态度，愿意多给中国政府一些时间。而格雷汉姆的态度则是，继续坚持原来的意见。在美国国会查询到，格雷汉姆来自南卡罗里纳州，是参院陆海空三军委员会议员。南卡罗里纳州的

纺织品工业、汽车零部件工业十分发达，这两个产业都面临中国商品的冲击，加上陆海空三军委员会一向对华强硬，舒默能够松口，格雷汉姆态度依旧强硬，便不足为奇。

　　莫里斯认为，他们玩了政治牌可尝到了甜头，这对增加他们的知名度和他们对中国事务的影响力都非常有效，“人们把他们当成国王一样接待，但是千万不要忘了，他们玩的是一张政治牌”。

　　“无论中国怎样处理人民币这件事情，我希望不要是政治上的。中国的汇率改革，应该考虑的关键因素是改革汇率对中国整个经济的长期增长是有利的，而不是缘于一次次的政治原因。如果是因国会的满意与威胁才能促使汇率动一动，那就有可能造成很坏的示范效应。”莫里斯说。

　　美国工商界：竟为人民币问题闹分家

　　全美制造协会在“中国进行货币操纵”问题上分为了两派，甚至相互威胁要另起炉灶。这在该协会历史上尚属首次，在美中经贸三十多年的风风雨雨中也是前所未闻。

　　全美制造协会以及美国产业工会是强大的院外游说利益集团的代表，从他们的变化可以看到国会、思想库分歧的一斑。当5月份记者再次来到全美制造协会采访时，由于母亲住院而未能接受记者采访的强硬派、该协会副会长弗兰克·瓦戈另请该协会的米尔斯接受采访。记者完全被迷惑了：一个机构里的两个人的观点竟截然不同。

　　华盛顿早有传闻，曾在最惠国问题上力挺中国的美国制造业协会的内部成员，在“中国进行货币操纵”问题上分为了两派，甚至相互威胁要另起炉灶。这在该协会历史上尚属首次，在美中经贸三十多年的风风雨雨中也是前所未闻。

　　为了证实这一传闻，记者问道：“假设有一天中国汇率未来升值25%话，是否能够解决中美之间贸易失衡的问题？”米尔斯郑重强调，她不是发表个人的意见，而是代表机构的意见：“中国汇率如果再升值25%，也不能完全解决中美贸易不平衡的问题。因为贸易失衡问题，虽然汇率是一个重要的部分，但不是唯一的问题。”

　　米尔斯说：“对于中国汇率问题，美国政府和国会不能干预中国政府，所以，最好的办法是通过双边的或是多边的，包括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机制，通过对话的形式解决。”

　　米尔斯续称，“2005年在舒默议案提出的时候，制造业协会是唯一的一个协会提出反对意见的，当时协会主席给每一个国会的成员都发了一封信，告诉他们我们非常不支持这样的议案，因为这对中美之间的经济关系是非常有伤害性的。”

　　目前，国会尚有许多的议案正在酝酿过程之中，如果真是意见严重分歧，美国工商界还会再次提出反对意见吗？

　　曾经团结一致的美国工商界现在开始分裂，1990年代美国工商界为中国“最惠国”待遇游说的阵势早已成历史。尽管美国工商界在对华贸易上有一些抱怨，但在是否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这一大是大非的问题上，意见相当一致。无论是美中商会、美国商会、美国制造业协会、美国工商圆桌会，还是各大公司、各行业协会，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声势浩大地游说，对两党议员造成极大压力。

　　然而，今天的美国工商界在对华经贸议题上已一分为二，并已在不同行业造成了不同的争议和分裂。“更为值得关注的是，今天美国工商界的分裂不仅造就了一个日渐扩大的工商界‘反华贸易’阵营，还使得工商界的‘促进对华贸易’阵营在上述原因和舆论的政治压力下，不敢轻易发声，更不会进行大规模游说。”长期对美国国会展开公关工作的美国华人全国委员会负责人薛海培说。

　　华盛顿思想库：国会在汇率的问题上浪费资源

　　“人民币汇率的大幅度变动可能会对中美双方都有非常不好的副作用。美元的疲软可能会造成中国抛售美国国库券，进而提高美国国内的利率。”

　　国会以及工商界之外，华盛顿思想库对人民币汇率问题也分为两大派系，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彼特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其牵头人是经济学家Fred Bergsten。他提出，如果说中国的人民币汇率一直保持现有水平的话，就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他的立场在华盛顿周围这些智库里面，对国会是最有影响力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尼兹高级国际关系学院资深兼职教授鲍泰利说，其实在华盛顿有更多的研究机构以及更多的经济学家是持相反的看法，“尽管他们都证明了Fred Bergsten的观点是错误的，但是他们仍不如彼特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更有影响力。”

　　例如2007年4月美国外交学会发布的《一次确定的议程，一种可信赖的方案——一份来自于一支独立特遣队的报告》，在谈到中国人民币汇率问题时提出一个问题：对于人民币被低估没有太多的争议，而这对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也有些影响。但是另一个问题在于，如果人民币发生了快速的巨大升值是否真的会对美国有利？这篇报告中详细阐述了人民币汇率不是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的主要原因，明确指出“人民币升值并不会彻底解决中美贸易中存在的问题”。

　　报告在分析为什么中国要维持过低的汇率时称，中国担心汇率如果出现较大变动将在三个方面影响中国的经济：将增加食物的进口，进而减少农业收入；将减少出口，增加出口相关产业的失业率；将危及近年对大型国有重工业企业的贷款，如果人民币升值，这些贷款将会发生很大困难，进而危及中国脆弱的银行系统。

　　如果中国允许人民币大幅度(25%以上)升值，会产生什么结果？报告认为，“其他亚洲国家的汇率变动将对此产生很大影响，因为中国对美国大约65%的出口是由从其他亚洲国家进口的原料和零件构成的。如果其他亚洲国家的汇率不变，那么中国从其他国家进口原料零件的成本将下降，中国产品的价格升高将不太明显。这样的话中美贸易差将减少200亿到400亿美元，专家对此的估计有所差异。但是在过去的18个月中，虽然人民币汇率升高6.5个百分点，中美的贸易差反而增加了。”

　　“但是如果人民币大幅度升值的同时，其他亚洲国家的货币也同步升值，对美国的国际经常账户的影响就很大。不仅是从中国进口的商品的价格升高(同时也增加中国商品在国际上的价格)，其他国家的商品也会升高。这样的话，美国的经常账户赤字的改变将是上文提到的200亿到400亿美元的几倍。”

　　报告指出：“人民币汇率的大幅度变动可能会对中美双方都有非常不好的副作用。美元的疲软可能会造成中国抛售美国国库券，进而提高美国国内的利率。这也有可能会使得中国金融系统变得不稳定，中国的经济发展可能变慢，进而影响到其邻国贸易伙伴的经济，尤其是日本，进而影响美国经济。另一方面，中国企业在人民币升值后可能在美国进行大量并购，而激化经济上的担忧。有一位专栏作家写道：‘如果你觉得现在中国在华盛顿方面引起很大轰动，那等到世界上第四大经济体中的企业开始投标并购通用汽车、微软、波音和埃克森美孚，轰动就更大了。’”

　　报告在分析贸易逆差的原因时认为，“(美中)贸易逆差的两个主要动力是两国消费规律的不同和中国作为亚洲向美国提供零售商品的最后一站的事实。如果中美两国都调整自己的宏观政策，贸易逆差自然会减少。对于中国来说，这需要更多强调消费刺激的经济发展和更多支出于社会服务方面，如医疗和社会福利。中国还需要加固其金融系统和货币市场。美国希望帮助中国提高其货币市场的规范性和可监控性，因为内部有活力的货币市场将帮助解决中国目前过大的资本流入。”

　　这份报告告诫，“那些试图通过收取关税来强迫人民币升值的努力，虽然意图良好但是效果可能将不明显，而且可能会引起非常不利的副作用”。并批评国会“把注意力和政治力量这么集中在汇率的问题上是资源的浪费，而这些资源应当在其他方面好好利用”。

　　政治学对经济学的胜利

　　为什么这种严肃与客观的分析不能成为影响华盛顿、乃至国会的主流声音？当听完米尔斯的一席话后就会更加感到，在人民币汇率的问题上，美国人已经陷入不计后果的“矫情”境地。

　　早些时候，哈佛大学前校长萨莫斯教授在北京清华大学讲演时，提起一个学习经济学常常会遇到的难题。他说：“回顾1990年代，我在哈佛大学研究了一个关于资本流动的经济学理论，该理论证明资本呈波浪型回流。我曾经出了这样一道考试题目：如果把世界分成两个区域，一个是经济增长缓慢的发达国家，一个是经济呈三倍飞速增长的不发达国家，那么请问资本将流向哪方？正确答案是：根据经济学原理，资本是从经济增长缓慢的发达国家向经济飞速增长的不发达国家流动的。但讽刺的是，现阶段世界经济发展中，资本流动的方向却恰恰相反”。美国资本账户的巨额顺差以及中国的贸易盈余和巨额外汇储备已经不能用传统的“资本流动的经济学理论”解释。这让很多人迷茫。

　　众议院782号议案的发起人、来自加利福尼亚州的共和党众议员亨特说，“当我们的军队开始在伊拉克受到路边炸弹袭击时，我委派军备委员会的一个小组去寻找用来建造装甲车的一种优质钢材，结果我们发现，美国只剩下一家公司可以生产这种钢材。同样，能够生产‘聪明导弹’导航装置的公司也只剩下一家。可是别忘了，美国曾经在二战中生产出数万辆坦克，我们曾经是一个每小时能够组装一架轰炸机、拥有4百多亿码纺织品生产能力的国家。可是现在我们的制造业支离破碎，中国正在取代我们昔日的辉煌。”

　　亨特认为，“不公平的汇率使得曾经举世闻名的美国制造业的竞争力丧失殆尽，制造业基础的逐步丧失已经到了危害国家安全的程度。”

　　以上是一段政治气味极浓的话语，在这个问题上，算经济账的人做出的分析显然要温和得多。

　　美国现任财政部长助理菲力普斯·斯威格尔在一篇文章中分析道：“如果真的像某些人所说的那样，人民币被低估了27%，美国消费者就是一直在以27%的折扣得到中国所生产的一切；中国就是在购买美国国库券是多付了27%的钱。对此，美国人为什么要抱怨呢？升值使中国停止大甩卖，美国人将要为他们所购买的一切东西——从鞋到电子产品——付更多的钱。其他国家固然会买中国不愿意再购买的国库券，美国人可能会多储蓄一些，但是财政部和公众必须支付较高的利息。人民币升值不但意味着美国政府的融资成本将会上升，而且意味着美国的房屋购买者必须为支付按揭利息花费更多的钱。”

　　应该说，菲力普斯·斯威格尔与前述美国外交学会的报告在分析汇率问题上具有权威性与客观性。经济学家们已经尽了职责，他们使用经济学分析的工具，搞清楚了相关的事实与逻辑。

　　问题是，为什么这种严肃与客观的分析不能成为影响华盛顿、乃至国会的主流声音？当听完米尔斯的一席话后就会更加感到，在人民币汇率的问题上，美国人已经陷入不计后果的“矫情”境地。

　　米尔斯称，“美国拥有世界上最高的劳动生产率和最先进的科学技术，美国制造业的劳动力成本只占总成本的11%-12%，大多数人认为，如果公平竞争，美国不会输给任何国家；如果中国解决了汇率的问题，也就不会再抱怨，输了就输了，美国认输就是了。”

　　听起来有点不可思议，如果明明知道人民币汇率升值对解决美中贸易逆差不起作用，那么为什么在华盛顿圈有着如此之多的人还是如此牵强与执着呢？

　　无人怀疑，美国是聚集了世界上最优秀的专业人士最多的国家之一，难道这些精英们真的是被昔日辉煌的失落而惹怒，以至于蛮干而不计后果吗？没有人相信。

　　一个令人吃惊的结论来自菲力普斯·斯威格尔。她语出惊人地说：“既然人民币升值会给美国造成短期痛苦，为什么还要逼中国升值呢？决策者当然懂得人民币升值对美国的不利的影响。他们肯定也知道，大张旗鼓地施压只能使中国人更难于采取行动。但这会不会恰恰是问题所在？这是一个计谋。其目的是在牺牲中国利益的基础上，延长美国从中国得到的好处。但是，不管动机如何，美国行政当局找到了一个十分漂亮的办法，使得美国的好日子延续下去。也就是中国其实是中了美国的计了。美国其实不希望看到中国人民币升值。”

　　对此，人们将信将疑。但无论如何，当下的人民币汇率问题，早已经超出经济学的范畴，其政治化已经不言自明，问题的角力点仍旧在美国国会议员的政治行为、美国式民主国家制度运作以及大国实力的政治生态三者之间游走。

　　哥伦比亚大学地球研究所教授萨克斯，在回应人们对他所参与的前苏联的改革方案失败原因时解释道：那是政治学对经济学的胜利。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借用他的这个总结恰到好处。正是由于政治学的胜利，2007年的中美关系除了经济因素之外，更多的因素是政治环境。经济学家的滔滔雄辩与许多国会议员及其助手的固执言行透露出这样的信息：在美国国内，这是一场政治学对经济学的胜利。

　　(此次华盛顿采访得到了美国财政部Daniel Wright先生、美国亚洲研究局Roy kamphausen先生、微软中国公司汤和松先生以及高险峰女士的帮助,本报记者表示衷心的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