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文章认为应改变中国现行外汇管理体制发挥汇率政策作用

　　[世华财讯]分析文章指出，发挥汇率政策杠杆作用，应改变现行外汇管理体制，力保国际收支平衡，缓解人民币的升值压力，并进发挥汇率政策在宏观调控中的应有作用。

　　据中国证券报9月14日报道，分析文章指出，由于长期以来人民币实行盯住美元的固定汇率体制，这使中国在动用汇率政策调控经济方面处于无所作为的尴尬境地。这是经济学中的一般原理，各国概莫能外。2005年7月21日中国开始改革汇率形成机制，并宣布与美元 脱钩，同时升值2.1%。并认为此举是中国汇率体制改革的巨大成功。

　　但现在看来，实际上这次汇率体制改革并未能解决中国汇率机制上存在的大部分问题。具体为：一是表面上说人民币与美元脱钩，并改为参考一篮子货币来确定

人民币汇率水平，但实际上仍以美元为核心挂钩货币，并不能脱离美元而“自行其是”；二是

人民币升值压力并未减轻，人民币升值预期依然强劲，这从2005年和2006年上半年中国外汇储备继续猛增即可略见一斑。因此，实际上中国汇率体制改革至今仍未破题，还有很长的艰辛之路要走。

　　文章认为，中国汇率问题实际上与外汇管理体制直接相关，解决汇率政策有效性的问题，最重要的是要从改变现行外汇管理体制入手。而中国外汇管理体制及汇率机制改革之所以困难和沉重，关键在于“积累”，即改革长期滞后，有点积重难返之意。这里首先要深刻认识一点：发端于1994年的中国外汇管理体制改革，其基石是结售汇制度，而其中更核心的是强制性结汇。这将保证国家手中可以集中大部分外汇资源，以应对当时外汇十分紧缺的局面。惟有如此，才可落实当时提出的所谓人民币以市场供求为基础、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其次应该了解当时外汇管理体制改革的背景是基于中国外汇储备长期缺乏的现实出发的，因而这种制度的设计具有明显的增加国家外汇储备的取向。而于1997年发生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对人民币形成巨大的贬值压力，结果却越发强化了中国对外汇出境实施严格管制的意识，并使汇率机制进一步固化（实际上等于自动抛弃了改革初期确定的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浮动汇率的初衷）。这即是中国外汇管理体制及汇率形成机制的沿革过程及现状。

　　现在经常听人讲中国外汇管理存在“宽进严出”的问题，但其实某种程度上却是“只管出不管进”，因而为外资进入中国大开方便之门，即使是资本项下，外汇管理的进入也形同虚设。中国仍为每年引进外商直接投资超过600亿美元而大书特书，延续着外汇管理体制及其思维的惯性。但实际上今非昔比，中国外汇形势已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今天不是外汇紧缺，而是已泛滥成灾。因此，要想发挥汇率政策的杠杆作用，最重要的即是改变过去我们长期形成的思维定式，调整和改变外汇管理体制的某些方面，从千方百计管外汇出境、增加外汇储备改变为设法严管外汇入境并力保国际收支平衡或有所减少，这样才能缓解人民币的升值压力，并进而腾出空间发挥汇率政策在宏观调控中的应有作用。

　　第二，从财政政策来看，虽然我们在宏观调控中把财政政策导向从过去的“积极”调整为“稳健”，但实际上却有名无实，真实的感受是近几年来各级政府财政收入普遍巨额增加，而财政支出甚至更猛（因为有相当部分土地收入并未纳入各级政府预算），各地一派大干快上、热火朝天的景象。这从财政收支增长每年远超经济增长并使其占GDP的比例从早期的11%提高到现在的20%即可一目了然。另外从国债发行来看，虽然自1998年启动积极财政政策时安排的每年发行约1500亿元长期建设债券近几年较少提及，但国债发行总额并未减少，仍然逐年扩大。因而仅从国债发行及支出来看，实际上也充当了一个“积极”的角色。

　　尤其是地方政府和政策性银行，近几年利用外资大量流入、中国经济长期保持高增长等所产生的社会资金过盛的机会有机地结合起来，大举融资，其规模、投资力量十分强大，至今未能见到一份有关这方面投资的完整统计报告。地方政府在开发并借以炒高土地价格的过程中，将出让土地获得的高收入变相成为第二财政，又多数用于地方项目的各种投资中，明显推高各地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及其增长水平。而这种现象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普遍，几乎成为各级地方政府加速经济发展的一个共识和秘诀。这也应属于财政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第三，政绩工程──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在宏观调控中的不一致性，使宏观调控政策效用大打折扣。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取向以及“分灶吃饭”的财政体制，使中国地区之间的经济竞争达到一种白热化程度。考核地方政府政绩并凭此造成地方官员升迁的最重要指标，即是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与速度。这是一个极为现实和客观的评价标准。为了这个“政绩”，地方政府不辞辛苦、千方百计地“引资”、“上项目”、“加大基建投资力度”等等。这种“人为”因素恰逢由美元主导下出现的人民币膨胀，如烈火遇干柴，两方面结合起来便形成“火借风势、风借火势”并“越烧越旺”的局面。无庸讳言，宏观调控政策在执行中的上下用力不一致，是本轮宏观调控政策效果不彰的一个重要原因。

　　这里还需要指出的是：在1995年之前中国经济增长随着中央党代会、人代会（换届）的召开表现出明显的周期性特征，基本上五年一个轮回。按照这种明显的周期性规律，1998-1999年应该是中国这一轮经济周期的高峰期，但由于当时发生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严重地冲击了中国经济，因而即打破了原先的周期性规律，结果也影响了中国宏观调控政策惯常的方向。

　　因此，在1998-1999年本应该是控制经济增长，但实际上改变为刺激经济增长，并且这种政策方向一直延续到2003年上半年，对中国经济起到了明显的刺激作用。2003年下半年中国经济明显表现出过热苗头，遂开始逐渐调整政策方向，实行宏观经济调控。因此，中国本轮经济过热也有中国宏观经济政策从1998-2003年长期采用刺激经济增长的政策效用的因素。并且这种因素又与即将进行的“换届”选举（即再一轮经济高增长周期）衔接起来，更释放出巨大的能量。

　　(吴耀明 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