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院专家认为加息对中国企业借款约束力并不大

　　社科院专家彭兴韵撰文指出，利率调整对企业借款的约束力并不大，加息并不能准确地瞄准中国的特殊问题，除了货币政策之外，有必要考虑其他的改革措施。

　　据南方周末8月24日报道，社科院金融所货币理论与货币政策研究室主任彭兴韵撰文指出，本轮的投资过热，仍然主要表现为地方政府主导下的投资增长，以及商业银行基于利润压力的发放贷款冲动。只有真正建立起投资的收益、风险与成本约束机制，才能扼住过热的投资。

　　文章指出，8月18日，央行再次选择在周五傍晚宣布加息，一年期人民币存贷款利率上调0.27个百分点。这是4月末央行宣布加息后，短短4个月内第二次祭出加息武器，其间，央行还两次调高商业银行的存款准备金率。

　　在4个月的时间内，4次动用非常规性“武器”，这在央行历史上是非常罕见的，甚至可以说史无前例。

　　文章指出，如果说，央行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比率，与普通老百姓并不直接相关的话，那么，央行上调利率则与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和利益息息相关。这也是为什么央行这一次的上调利率，依然成为人们的热门话题。这一次的调整利率是双向的。提高贷款利率增加了借款购房居民的生活成本，已经背上银行债务的购房者又要想方设法筹措资金提前还贷了，正准备借款购房的人不得不重新评估未来的还款能力；而提高存款利率则对老百姓是件好事。加息不仅直接增加了存款者的利息收益，而且越来越多的银行

理财产品也受此影响，纷纷提高了

理财产品的收益。总之，这次的加息对老百姓来说是“几家欢喜几家愁”。

　　不过，央行接连4次祭出非常规武器，目标并不在于影响老百姓生活。原因很简单，当前经济运行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并非由老百姓的行为引发。

　　2006年上半年，银行发放的贷款增加了约2万亿元，达到央行年初定下的2.5万亿元的总贷款限额的86%，也就是说下半年商业银行能够贷出的款项只有0.28万亿元。其中老百姓向银行贷的款只占20%，另外的80%则贷给了企业。在巨额贷款的刺激下，2006年以来我国的投资增长率持续上升，1-7月份的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达到了30.5%，同时，

房地产价格依然我行我素，能源等资源性产品价格居高不下，所有这些都引发了很多人对通货膨胀的担忧。中央政府更是多次强调，当前宏观经济运行面临的突出问题就是货币和信贷增长偏快，投资增长率过高。

　　文章指出，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利率水平的调整对借款者行为的影响越来越大。但利率水平的调整对企业借款的约束力并不像对普通老百姓的影响那样大。

　　这一轮的投资增长，仍然主要表现为地方政府主导下的投资增长。很难想象，热衷于搞开发园区、修马路以及城市形象工程的地方政府，会对利率水平提高而带来的债务负担增加产生担忧，从而调整自己的投资行为。至于那些得到地方政府的土地支持、税收优惠乃至隐含担保的企业，也不会过多考虑利率水平上升带来的影响。换言之，当一些地方政府和企业将银行信贷当作一种公共资源来看待时，它们就会对银行信贷加以掠夺性的利用，只顾及资金是否可得，而较少考虑资金成本的高低及日后是否能够如期履约。而一些商业银行基于利润压力，也倾向于更多发放贷款，这最终助长了投资过热的倾向。

　　文章指出，虽然全球许多发达国家及地区的中央银行家们都在加息，但在其他国家有用的货币政策手段，在中国并不一定有同样的效果，这是不同的信用环境使然。

　　文章指出，资源性产品价格的持续上涨的确是影响中央银行做出利率调整决策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是，这是当今全球各国和各地区中央银行所面临的共同问题。在其他国家纷纷采取升息手段来抑制此类商品价格上涨的时候，中国即便存在所谓上游产品价格上涨带来了较大的通货膨胀压力，也仍然可以选择搭其他国家央行升息的便车。所以，其他国家升息，中国并不必然应当效尤。

　　因此，文章看来，中国采取加息举措的效用有效，但加息并不能准确地瞄准中国的特殊问题，比如地方政府主导下的投资冲动、银行的信贷扩张冲动等等。这些问题牵涉到更为广泛的层面，显然并不能通过简单地调整利率水平来解决。因此，除了货币政策之外，有必要考虑其他的改革措施，只有真正建立起投资的收益、风险与成本约束机制，才能扼住过热的投资。

　　(吴耀明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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