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河证券专家认为下一步宏观调控应以总量控制为基础

　　[世华财讯]银河证券专家左小蕾表示，体制因素是本轮经济过热的深层次原因，下一步宏观调控应在总量控制基础上，辅以相应机制的配套改革，才能实现宏观调控目标。

　　据证券日报8月22日报道，8月19日，在证券日报举办的“第二届证券市场年会”上，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左小蕾表示，体制因素是这一轮中国经济过热的深层次原因，下一步的宏观调控应该在总量控制基础上，辅以相应机制的配套改革，才能实现宏观调控的目标 。

　　左小蕾表示，从国家统计局发布的7月份统计数据和央行也通过第二季度货币政策报告发布的相关信息：固定资产投资1－7月同比30.5%的增长率，M2同比18.4%增长率，新增贷款的等等数据来看，前期的宏观调控有了一些降温的效果。要保证全年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相信对过度投资和过快的信贷投放的调控还会持续。从上半年各地城镇投资情况来看，我不能掉以轻心。据分析，1－6月份全国除台湾以外的各省市自治区的平均投资水平，投资平均增长30%以上的有18个地区，占全国31个地区总数的58%；增长35%以上的有13个地区，占比42%；增长40%以上的8个地区，占比25%。而安徽、吉林的投资增长水平甚至达到50%以上，分别为54.1%和55%。这些地区的高投资显然是宏观调控降温幅度受限的主要原因。

　　左小蕾认为，如果把这些地区的高投资增长与地方政府制定的“

十一五”的高增长的规划联系起来，不难判断地方政府是地区高投资率背后的主导者。各地方政府在“振兴”、“崛起”、“开发”加上“经营城市”和“加速城市化进程”等等概念下，有强大的加大投入推动GDP增长的动机，支持40%、50%的增长就在所难免。

　　而从统计局发布的固定投资资金来源来看，2006年以来，自筹资金的增长比例都大大超过国内的贷款增长比例，如1－4月份，资金的增长39.3%，国内贷款增长25.1%，相差14.2%；1－5月份则相差12.2%，1－6月份差异7.8%。其中高比例是企业和事业单位的自由资金。

　　左小蕾表示，如果是民间投资增加应该是好事，因为民间资本的投资应该是以资金成本和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但如果是国有企业不向国家分红而不断扩大投资，特别是这种低成本的扩张存在的盲目性会带来经济更大的不平衡，左小蕾忧心地表示，比如，过剩产能的过度释放和制造更大的过剩产能等等。

　　就央行进一步采取的升息政策，左小蕾表示，提升贷款利率以后，新增贷款仍然快速增加。在流动性过剩的情况下，银行的利差收益的经营模式不改变，实际上是鼓励新增贷款的增加，因此最大的问题是这些数据反映的“过热”、“过度”和“过快”现象背后的问题，不是总量调控可以解决的。

　　左小蕾接着分析指出，这一轮经济偏热的原因，与地方政府过度直接参与经济活动有关，与经济中的结构性的问题有关，与许多体制性的问题有关。可能还不完全是经济周期规律使然。

　　针对各地区的过度投资问题，左小蕾表示，有调查表明，各地方政府主导的投资公司依靠政策资源、政府信誉掌握了大量的资源配置权利，包括土地、银行贷款以及可能是作为股东或者其他身份参与政府投资公司的国有企业的自有资金。这些政府投资公司对地区发展处于绝对优势地位。在追求GDP增长的业绩评判观念没有改变的情况下，地方政府利用这些过度控制的资源通过投资增长推高GDP增长亦属必然的选择。

　　左小蕾强调，另一方面，这轮投资过热与钱多了有关，除了外贸顺差增加、全球过剩流动性输入对外汇积累增加有所贡献之外，还包括大量盲目招商引资不断增加外汇积累。最近一些研究显示，许多合资企业引进的外国直接投资（FDI），直接结汇并没有购买外国的相应技术和设备，没有转化成贸易逆差而是转化为外汇储备。”

　　左小蕾表示，从企业自有资金投资比例很高来看，这与国有企业不分红的制度有关，企业大量的留成会继续推高相关产业的投资。然而，在国际原油价不断上升的背景下，国内投资继续攀高，能源效率不降反升，这应该与国内油价偏低、成本约束不大鼓励投资有关。因此这一轮经济过热，根本的原因是体制和机制问题，是行政体制问题，是公共财政以及银行体制的问题，而不完全是经济景气循环和市场因素。

　　为此，左小蕾提出，下一步改革应该是总量控制加制度改革。

　　首先，货币政策作为这一轮宏观调控的工具，动用了十八般武艺，包括刚刚提升的利率。而且调控的力度，不同政策出台的把握，以及渐进调整的思路，都有序地控制了宏观经济形势，使调控初见成效，特别是没有过去所谓一调控就“硬着陆“的显现。下一步宏观调控，货币政策还是主角，而且所有工具都有动用的空间。利率的调整有利于银行体制和利率市场化的进一步改革。在中国目前经济体制下，需要一定程度地跟进近期可操作的制度性方面的改革，否则总量下降后牺牲的只能是民营经济，而不是政府主导的投资。

　　其次，一些可操作的改革可能会有所动作。比如针对地方政府财务收入的改革。在土地的管理上可以暂时停止卖地或者不合理征地的行为，特别是农村土地的征用。正在改革的税收制度要尽快推出，减低地方政府通过投资收税的冲动。合理解决地方政府行使公共职能所必要的资金。

　　第三，针对经济中结构性矛盾近期也可以做一些相应的改革。比如进口增长放缓，国际贸易顺差增加，外需依存度偏高，可以通过适当的出口退税政策的改革，通过出口产业的结构调整，以及进口政策的调整来缓解。进一步需要从公共财政的改革，提升一般消费水平，扩大内需的方向来解决贸易问题。

　　第四，针对全球流动性过剩输入导致国内流动性过剩的问题，需要进一步改革外汇管理体制，调整外资优惠政策，地方政府招商引资政策的改革，进一步改革汇率形成机制，推动人民币完全可兑换的进程，特别是近期扩大对外投资，降低外汇储备和QDII制度的更大程度的开放，才能从源头上解决问题。

　　此外，针对固定资产过度投资问题也需要配合银行体制的改革。银行对利率不敏感、不具备利用利率作为资金成本控制风险的核心竞争力，小幅的贷款利率提升带来的资金成本变化根本不会影响过度固定投资的增长。只有进行银行靠利差赚钱的盈利模式的根本改革，推动银行利用利率定价机制的改革，提升利率市场化在操作层面的水平，以

利率调整投资的传导机制才能畅通，才能达到利率调控经济过热的目的。

　　(吴耀明 编辑)